贵州近代名人－－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字仲尧，曾用名邓恩铭、黄伯云，邓又铭、佑民、一民、建勋、丁友民等。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荔波县水浦村板本寨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

　　邓恩铭的先世由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迁来，在荔波定居已有八代人了。先世为自耕农兼家传草医，到了祖父邓锦庭这代人，仍然是农忙在家务农，农闲外出走村串寨，采药行医，祖母在大路边开小饭铺。到邓恩铭父亲邓国琮这一代，家中人口逐渐增多，只有二亩多田不够湖口。又租种了五亩多田，但经济仍十分困窘。1950年，邓国琮将全家迁至城内北街木屋居住（今邓恩铭烈士故居），以行医卖药为业，后来又在城内十字街口，与梁家合伙开设了一间“双合号”药铺。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做些布鞋、绣花并推豆腐卖，赚些钱贴补家用。

　　恩铭在同胞姐妹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在兄弟三人中为长子。他自幼聪慧懂事，逗人宠爱，被长辈取名“老乖”。四岁时，他在母亲的身边，时而拾掉在地上的黄豆，时而拿水瓢往磨子里添水，时而往灶里加把柴，时而撵走跑进屋偷啄食物的小鸡，有时又扑到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地学着私塾馆中学生的读书声。

　　恩铭六岁时，启蒙于本城名儒蒙但初开设的私塾。他勤奋好学，每次背书都琅琅不断，熟练流畅，深得蒙老先生的赞赏。辛亥革命那一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设于原荔泉书院内）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讲经、历史、地理等课程。校中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采用亲朋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此时，恩铭已经懂事多了，晓得家里供他读书不容易，更加勤奋，因此，他各科成绩都很好，是全校的高材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文化知识的丰富，他已在关注着国事和天下事。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消息传到荔波山城，群情激愤，高树楠老师立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邓恩铭参加了演讲行列。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抵制日货要全国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当官的和财主们应该首先拿出爱国行动来，在你们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参、海带（当时从日本进口）”。他还将自己穿的一双东洋补袜子当众烧毁。短短十几年的世事风云，对渐懂世事、好学深思的邓恩铭产生深刻震荡。他经常思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使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呢？教科书里找不到答案，老师的回答也不令人满意。因此，他内心里酿成一个愿望—到外地去求学。

　　1917年，过继到黄家的叔叔黄泽沛在山东池知县，来信要家眷到山东去，信中也提到要侄儿邓恩铭一起去山东求学。次年，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两等小学堂，与婶母和堂弟一道离家远行，走向那更为广阔的天地。

　　1918年春，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读书。在读书中，他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和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学生热烈追求真理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他。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正当要求的消息传来后，邓恩铭悲愤异常，和济南人民一起发出了“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失，都是我们的奇耻”的呼声。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济南学生和全国一样，风起云涌，热烈响应，学潮鼎沸。邓恩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他站在一中运动的最前列，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一起，团结和率领广大学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加上他又是高才生，因而深受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他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7日山东各界在济南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5月24日学界统一罢课，6月10日宣传抵制日货，劝说商界罢市，7月21日砸反动报纸《昌言报》以及8月3日到督军府情愿等活动。

　　在这场斗争中，邓恩铭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战友，为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济南几所中学进行积极的串联，以“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为榜样，于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大厅成立发“励新学会”，会员达50人，邓恩铭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

　　在此期间，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午等先进师生，在济南教育会门口挂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这个公开的学术团体，吸引许多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这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书刊。每星期集会一次，利用合法的讲坛宣传马列主义。邓恩铭还在报刊上发表《灾民的我见》和《济南女校概况》等文章，号召大家“要有彻底的觉悟”，公开向封建制度进攻。1921年初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的邓恩铭才20岁，是代表中最年轻，学历最浅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他又与王尽美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代表大会。

　　邓恩铭回国后，到山东最大的淄川矿区开辟工作，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又称淄川支部、淄博炭矿工人支部、淄川鲁大支部。

　　1923年秋，邓恩铭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到青岛开辟党的工作，筹建党、团组织。邓恩铭到青岛后，先与当时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共产党员王翔午取得了联系，并与王共同研究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团组织的问题，决定先采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吸引和团结工人群众和进步青年。

　　为了取得一个活动的据点，邓恩铭找到了原在济南中学的老师，时任公立职业学校的王静一，王安排他住在学校里，并同意他去谅广泛接触学生。邓恩铭向学生们介绍了革命的道理，并散发了一些进步书刊给学生阅读，很快使这所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学生们的觉悟迅速提高，单独发动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等几次运动。

　　不久，经王静一介绍，邓恩铭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之职为掩护进行工作。当时，与青岛《胶澳日报》负责人郑呤谢商妥，在该报创办每周出一至二期的《胶澳副刊》，发行由邓恩铭任编辑、撰写文章。他以犀利和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发军阀政府和剥削阶级。他还利用这块阵地连续转载了《列宁传略》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4年元旦，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新年南半球增刊上发表了《今日的感想》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处在这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随时随地都感到国破家亡之将至。”又揭穿“数次的热血与头颅换来的民国......给人民的是什么？不过兵灾匪祸与横征爆敛罢了。”文章还慷慨陈词地控诉了帝国主义是：“一般强盗更变本加厉地乘火抢掠，临案通牒，铁略共管，长江联合舰队与广州海军示威。”文中痛心疾首地驾道：“旧仇未雪，亲朋耻频添！”“现在一般军阀官僚都是满清的忠臣，民国的罪人。”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军阀与外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

　　在军阀政府黑暗、残暴统治下，邓恩铭能公开揭穿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真面目，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他们，说明他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

　　同年6月，邓恩铭还用亲自在工人中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写成了《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发表在《十日》的第24和25期上。这篇文章分析了青岛工人阶级的构成状况，介绍了工人生活的悲惨处境。分析了1924年前后罢工胜利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号召：“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然后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

　　邓恩铭不仅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身体力行，建立与发展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反动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使工人运动在黄海之滨如火如荼在开展起来。他在工人集中的地方，经常以赠送或推荐进步书刊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时还组织他们开座谈会，交流阅读心得，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有时又召开演讲会，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积极份子。在他的积极培养下，先后发展了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公立职业学校学生许兴业、李松舟等10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11月28日召开了团员大会，成立了青年团青岛支部，推荐邓恩铭为书记。青岛团支部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4年5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公立国民小学教员廷伯真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三届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定，邓恩铭在海岸路18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青岛组，组长邓恩铭。青岛组由党中央委托济南地委就近指挥。

　　从此，青岛人民特别是青岛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头人。

　　1925年2月，青岛组按照四大党章规定，改称中共青岛支部，由邓恩铭任书记。青岛支部隶属山东地委领导，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后，从四方机厂团员和工人活动分子中，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等入党。至此，中共青岛支部已有党员24人。邓恩铭领导全体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三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大罢工，即胶济铁路大罢工和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通过罢工斗争，在青岛市各厂和胶济铁路沿线普遍建立起工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市总工会。


    对于邓恩铭所领导的青岛地区工人运动，邓中夏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按：应为二年），此时有一股新生势力，‘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青岛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激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敌视。1925年5月下旬，日本沙厂资本家悍然撕毁和工人签订的复工条约，并唆使地方反动当局封闭工会，迫害工人。接着，在被他们横蛮行径激起了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怒潮面前，日文资本家又伙同青岛市商会，以30万巨款向山东省反动军阀统治者张宗昌行贿。张宗昌遂下令镇压工人运动，解散工会，大肆拘捕和惨杀工人领袖和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工人群众，酿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在此以前，邓恩铭已经被敌人所注意，曾遭到扣留。虽然敌人没有掌握到他的确凿的“罪证”，但他仍被“驱逐出境”。这时，邓恩铭听到惨案褂初起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冒险秘密回到青岛，领导工人应变。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邓恩铭几次险遭不测。由于他的机智沉着和群众的掩护，才得以避开敌人的搜捕。后来，邓恩铭终于不得不再次化装离开青岛。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11月，他不幸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各方设法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到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并且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机关再次遭到破坏，邓恩铭第三次被捕。他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慨。他在狱中，领导同志们向敌人进行了为改善待遇，不戴脚镣以及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的数起绝食斗争。斗争胜利后，时值日寇撤出山东，国民党进驻济南，邓恩铭和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有被屠杀、大迫害的可能，于是,狱中党组织决定，利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交接的混乱机会，发动越狱斗争。

　　1929年4月19日的第一次越狱，虽然事起仓促，准备不足，结果只有杨一辰一人脱险，但是以后的越狱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不久，邓恩铭与纪子瑞等同志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将狱中人员分为三个小分队，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于7月21日下午开始行动。在邓恩铭的指挥下，经过短暂的激烈搏斗，冲出了监狱，迅速分路疏散开，只因同志们长期被关押，身体虚弱，穿戴和相貌与众不同，再加道路生疏，结果除部分脱险外，邓恩铭、纪子瑞、朱肖等10位同志又被捕回，投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昂首阔步，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连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雄壮的声音透过黎明前的黑暗，震醒了沉睡的人们。邓恩铭义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