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一切为人民打算”


辛 未　
 

    王若飞（1896—1946）是我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政治家，担任过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1946年4月8日，他由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飞机失事而遇难。
    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把一切献给党、一切为人民的一生，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一）

    王若飞，1896年 10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荫生，后来用王若飞、黄敬斋等名。王若飞8岁时，其舅父黄齐生接他到贵阳上学。
    1917年冬，黔中道尹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考中。翌年春，他在舅父黄齐生率领下，和其他20余名留学生赴日。王若飞入明治大学学习。
    1919年5月，黄齐生、王若飞为抗议日本辱华事件而回上海。这时，正值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王若飞决定去法国学习。同年11月24日，王若飞抵达法国。他先补习法文三个月，后到圣夏门钢铁厂当学徒工。在勤工俭学期间，王若飞劳动认真，注重社会调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通知，同意他们五人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被调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创在大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赵世炎、王若飞等东方大学学生参加旁听，并拜会了李大创。

                                     （二）

    1925年3月，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上旬，王若飞到达上海，到党中央接受分配工作。“五卅”惨案后，王若飞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名义到河南检查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留在河南筹建豫陕区党委，并任书记。
    1926年3月，王若飞奉命去上海，任党中央第一任秘书长。他除了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中央日常工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起义领导工作。第三次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
    1927年4月，王若飞随党中央机关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先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职。
    “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秋收暴动的指示，召开了省委会议，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组织暴动的计划。同年11月9日晚上，无锡东北乡的两万多农民举行暴动，占领了13个村镇。10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警前往镇压，暴动失败。之后，王若飞根据省委指示，又领导了江阴、青浦等地的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也先后遭到失败。1928年4月，王若飞在南通召开了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县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暴动时间。暴动由南通大生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接着举行通、海、如、泰地区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持续时间较长，但最后仍被敌人镇压下去。
    1928年6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翟秋白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
    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王若飞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党的“八七”、“十一月会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而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他受到了非议，有人说他是陈独秀的“尾巴”。（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六大会议结束后，王若飞留下来参加7月17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与霍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三）

    1931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内蒙得胜旗农牧民自动起来开展斗争，决定派遣王若飞、田德秀、潘恩博三人去内蒙成立西北工委，王若飞为西北工委特派员。
    1931年10月，王若飞到达包头。几天后，他与乌兰夫接上了头。王若飞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到一定时候要进行土地革命。针对日本特务策动“自治运动”，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王若飞提出要加强蒙汉团结，共同抗日。
    根据王若飞的指示，乌兰夫深入到包头郊区农村和土默特山区发动群众，不久在包头附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锅厘运动。王若飞见群众发动起来了，十分高兴，又提出新的工作计划．并强调重视武装斗争。为了加强民族工作，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他决定去宁夏和陕北苏区。11月 21日晚，他与乌兰夫商定，于第二天早上一起启程。
    万万没有料到，同来内蒙古的潘恩博率领的另一路被敌发现拘捕。潘恩博屈膝投降，供出全部情况。国民党特务机关跟踪追查到包头，于11月21日晚逮捕了王若飞。王若飞趁敌不备，将裤袋内的文件塞进嘴内咬嚼。警察发现后即用双手卡住王若飞的喉咙，王若飞拼命搏斗，同时用力咬嚼文件。
    敌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王若飞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将王若飞押赴刑场假枪毙。王若飞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准备就义。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将王若飞押回警察局。
    包头反动派无法对付王若飞，只得将他解送归绥。1932年1月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监狱。这天，监狱戒备森严，王若飞唱着国际歌走进牢房。犯人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看守说，“这是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王若飞化名）
    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很赏识王若飞的才华和胆识，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
    傅作义把王若飞请到客厅里进行长谈，表示只要王若飞答应出狱后在绥远做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傅作义的条件，他要求傅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傅作义将王若飞交绥远高等法院审理。法院多次开庭，王若飞在法庭上大谈马克思主义，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1932年春，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赶到归绥来探望王若飞。在见王若飞之前，黄齐生曾找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黄齐生劝说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只要答应，马上出狱。黄齐生把傅作义的意见转告王若飞，王若飞坚决不答应。黄齐生说：“你这样刚正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黄齐生用20元在大青山昭君墓侧为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黄齐生在绥远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去。王若飞给黄齐生写了封送别信，称黄齐生为“托尔斯泰伯爵一流的人物”，“是穷苦群众的好朋友”。王若飞还给其爱人李培之写了封信。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
    在狱中，王若飞为争取傅作义同情我党主张，参加抗日行列，曾给他写过很多信。现仅存中央档案馆的《致绥远傅主席书》是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得知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写的。信中，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方针，反对日本的策略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黄齐生在翻印这封信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暴日得失强弱之点，与近两月各大报持论，十九相应，虽其他指陈，容有难于遽施，要其别有所见，有足供当世参考。”
    1934年4月23日，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王若飞在狱中全力读书、写文章。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史书、诸子百家和世界名著，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一次，傅作义送给王若飞一本《易经》，想用这本书来影响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王若飞读完《易经》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其作了批注。傅作义看了他的批注后，惊叹地说：“他把《易经》讲活了。”王若飞还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等文章。
    1936年7月，太原绥靖行营主任阎锡山通知绥远把王若飞解送到山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刘少奇对薄一波说，要设法把王若飞营救出来。薄一波到太原后，查清了王若飞的下落，即以阎锡山“上宾”的身份，来到陆军监狱，查阅了对王若飞的审讯档案。档案中说：“黄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竟无悔改之心，经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
    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释放王若飞。阎锡山表示可让人陪薄一波去看望王若飞。
    1937年春，日本侵略华北的气焰日趋嚣张。薄一波又去找阎锡山要求释放政治犯。双方经过谈判，阎锡山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
    薄一波到陆军监狱告诉王若飞这一消息。王若飞说，他希望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作出结论。他还希望找个他认识的人，到这里证实一下，以免将来发生旁的问题。薄一波将王若飞的要求报告了北方局。不几天，北方局派柯庆施到陆军监狱和王若飞见了面，交谈了情况。
    王若飞出狱后，暂住太原。阎锡山要会见王若飞。薄一波陪同王若飞前往。阎锡山十分谦恭，表示仰慕敬重王若飞的才能和气节，希望王若飞能留在山西帮助工作。王若飞表示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是个大进步，他一定把这种情况向延安报告……

                                     （四）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北平迁到太原。刘少奇会见了王若飞，指示他立即回延安。同年9月初，王若飞一行在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下到达延安。到达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王若飞，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到延安后，王若飞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职。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月刊，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
    1938年秋，王若飞被调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深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游击战争的情况，于1940年4月，在《八路军杂志》上发表了《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一文，提出了游击队的七项任务，为游击战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1年冬，王若飞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
    1944年春，日本对豫、湘、桂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逃，人民对国民党强烈不满。我党根据形势，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林伯渠、王若飞于5月到达重庆后经过初步谈判，发现国民党并无诚意。根据中央指示，王若飞分工负责抓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11月初，中央指示董必武、林伯渠回延安，留王若飞在重庆主持工作。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

                                    （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从9月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十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作了多次重要发言。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1 日，王若飞和张治中陪送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12日，王若飞和张治中同机返渝。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进行协商。
    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宣传上应采取“哀者”态度，以利于“团结中间派，要仁至义尽”。
    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立场坚定，策略灵活，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受到赞扬。沈钧儒说：“若飞先生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尤其是在每一会谈或一会议中，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拿，屹然不动，虽有责难不避，真不愧民主战士的前导。”
    1946年3月1 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宣称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30日，王若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发表声明：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中共方面不能考虑参加国民党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4月8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叶挺、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13人。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全体遇难。
    王若飞在离开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说：“一切为人民打算。”这是他对党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期《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