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何从持论公允到“扬李抑杜”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