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山东家乡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上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提提商界、工人的罢市罢工，却惟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了潮头上，而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