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吴军的强大实力使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1925年，俄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从此，吴佩孚更加仇视俄人了。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分道扬镳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