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

帅好老友让我发一组我的照片给他，要求发送各个时期的，内容范围大的，这都很明白，如果只要现在的，那倒好办，拿着数码照相机去照一些就行了，连手机也可以照。但要各个时期的，这就难住我了！何也？

就以10为一个时期，即X十年代。那么，我迄今已经历了20世纪的30年代至90年代和本世纪的10代，一共8个“10年代”，少儿时代莫说自己照相，连照相这个词组都没有听说过。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叶，我父亲才到县城去照了一张小二吋的半身相，那便是我家乡五个村寨中破天荒的第一个有照片的人。我是考取毕师的第二年——1957年才利用星期天从学校步行30多里到大方县城照相，照了还要第二个星期天才能去取。

20岁我才有了第一张照相的历史。当时，看着那黑洞洞的照相机口，好像面对虎口一样的紧张，照相师将蒙在照相机上避光的一面红一面黑的双层布拉去蒙到头上，更像狮子摇头摆尾迎面而来。照相师喊“注意，不要动，眼睛不要眨”时，弄得我惊慌失措，不知脚怎么站，手往哪里放。照出来的面部表情有如被抓的小偷。哪能像现在城里富人家的孩子们从小就照相，一年照若干张，照出各种姿势与活动？直到初师毕业时，我们连集体相都没有照一张，不要说单人相了！

工作以后每年可以照次把两次相了，但那时除专业照相人员外，个人是没有照相机的。所以，要照相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到照相馆去照，二是请照相馆的人来照，但必须照相的人多，一二个人照相人是不会来的。照相价钱贵，取相时间长，很难照一次，都是摆好姿势，做足表情来照的，那能反映什么大内容？

1966年我调到大方县委宣传部任专职通讯干部时，部里才有一部120的黑白照相机，一个胶卷只能照12张，且那是专为县委领导外出用的，我又不会照，所以用不上。直到1971年以后，我才从造反派手中把它收回来，机子已快要坏了。我学习照相，自己在宿舍里冲洗，没有专门设备，用红纸包电灯泡，用食堂的大碗和碟子化药水，照相机本身漏光，拍照时的光圈速度不一样，凭数一二三计算时间，很难洗到一好的，又没有放大机。加之那时不准用公款照私相，谁玩相机谁开钱，29.50元月薪的我又怎么玩得起？冲洗还没有学会，我调团县委工作就没照相机用了。后来，县委机关有兼职照相人员了，我回县委办也无缘用照相机，直到1998年退休我都未用过照相机；加上我模样儿不美，不爱照相去献丑，所以我的照片不多，很少有的一点也因东奔西走，丢失殆尽了！

我有一张彩色照片，但以前的彩色相的色彩不是照出来的，而是洗出黑白照片来再填颜色的。记得文革初期有人到大方照彩色相，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阎XX照了一张后，到处炫耀他的“原色相”，县城照相技术之落后，是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

退休旅居深圳后，孩子们为我照了一些，那也只能代表一个时期的了！回忆这些，旨在为手握数码照相机时不忘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