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理科百年辉煌

三、坚忍卓绝 厚积薄发
　　如果把1937年以前的北大理科比作一枝含苞待放的迎春花的话，那么抗战期间的北大理科就是一棵历经战火的青松。
　　1937年，当日军把战火烧到华北时，北京大学不得不南迁，最终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日军的隆隆炮声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可能很难想到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诞生许多共和国的“两弹”元勋。正是在这里，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朱光亚、黄昆、钱伟长、郭永怀、唐敖庆、邹承鲁等人与他们的导师们一起默默耕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未来之中国乃至于世界最卓越的科学家，将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里引领潮流。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在“刚毅坚卓”的校训的激励下，联大师生一边抗日一边埋头苦学。
　　西南联大理学院由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等5个系组成。理学院汇集了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可谓人才济济，教授阵容绝对全国第一，其中不少是我国各有关学科的开山鼻祖。算学系教授有江泽涵、姜立夫、程毓淮、杨武之、陈省身、华罗庚等，物理学系的教授有饶毓泰、郑华炽、吴大猷、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等，化学系的教授有曾昭抡、孙承谔、朱汝华、高崇熙、黄子卿、张青莲、杨石先、邱宗岳等，生物学系的教授有张景钺、沈嘉瑞、李继侗等，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教授有孙云铸、王烈、袁复礼、冯景兰、李宪之、王恒升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足以在各自的领域里称霸一方。
　　联大的教授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欧美，获得过国际一流大学的学位。不仅这些前辈大师，联大还吸引了不少在国外学业有成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国外时就从事各前沿学科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到来，无疑为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带来了勃勃生机。借助这种优势，联大的教学水平不仅国内一流，而且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水平。联大学生直接使用国际最新的外文教材，联大还开设了许多直接反映科学新发展的课程。华罗庚的解析数论、连续群论，陈省身的网罗几何、黎曼几何等，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新成果；江泽涵从事拓扑学研究，这一研究当时在国外都是全新领域，引起了全校师生浓厚兴趣；华罗庚和程毓淮讲授的近世数学的内容也非常新颖。不仅如此，联大还提高了以往理科课程的质量，例如高等理论化学课分作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和应用力学等三门课。
　　诺贝尔奖获得者扬振宁回忆联大的学习时深情地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扬振宁在联大的硕士论文是吴大猷指导的，他说：“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对称性原理。”而扬振宁正是由于提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而与李政道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
　　由于战事影响，三校的实验仪器或者无法长途运送，或损失严重，因此联大理科的实验设备相对缺乏。但联大还是多方筹集经费，从国外购买了少量仪器，或者自制仪器，基本满足了教学的需要，这在当时已是很不容易。生物学系建设了生理实验室，航空学系还建设了实验设备风洞。无论怎样，联大利用有限的条件，坚持了实验教学的不中断。联大某些系还坚持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曾昭抡教授率领由10人组成的“西康科学考察团”，他们步行考察了大凉山彝区506华里，对沿途矿产资源进行了普查和核对，并记录了交通情况，为日后我国攀枝花矿区的探矿及开采提供了依据。
　　教学的同时，联大教师还积极科研，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以百计，有的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学系沈同教授的有关余甘子（滇橄榄）的维生素C的研究成果，由访问学者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带到英国后，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第152期发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联大，参观了联大生物学系动物生理实验室，对生物学系评价很高。1941年-1945年教育部举办的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联大教师获得7项自然科学方面的一等奖。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这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然而正是这句歌词为联大理科做了最好的历史定位。西南联合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2位：李政道和杨振宁，我国“两弹一星”元勋8位，他们是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赵九章、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此外，有许多联大师生后来成为我国高校中的支柱，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带头人，有不少荣膺院士称号。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正是西南联大维系了中华教育的命脉。
　　四、 一枝独秀 硕果累累
　　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迁回北方，北大师生也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红楼。经过战火的洗礼，采三校之精华，北大理科实力已经今非昔比，迎着朝阳步入了新中国。
　　1952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全国高校实行院系大调整。北大的医、工、农学院及其他部分学科独立成为高等学校，或并入其他学校与科学院系统。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主体部分及其他高校的相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从此，北大成为了一所侧重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具有戏剧性的是，当时从北大独立出去的医学院，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北医重新并入北大，完成了一次历史循环。
　　新北大的理科更是名师荟萃，专业的设置也更加细致完善。可以说，经过重组的北大理科从设施到师资在国内都无出其右者。北大理科的师生们不负国家重托，责无旁贷地担当新中国科教兴国的排头兵。
　　1955年，为了尽快建立我国的核工业体系，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物理研究室（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前身）。1959年初，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1960年又改为技术物理系。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建立、发展和演变都与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为我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专业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国家根据科学发展规划需要，集中北京大学等校师生到北大物理系，在黄昆、谢希德教授的主持下，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培养了我国新兴半导体事业的第一批骨干，为我国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北大理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然优势，在国际新学科和重要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965年，北大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1973年，北大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百万次电子计算机。1988年，北大数学系廖山涛教授关于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另外，北大在湍流理论、层子模型理论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性的突破。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增加，北大理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1991年，北大化学系、物理系在国内首先研制出碳60、碳70，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同年，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测定的锢原子量被接受为原子量国际标准，这也是我国科技史上的第一次。随后，他们测定的锑、铕、铈原子量也被接受为国际标准；1992年，技术物理系等单位研制的加速器质谱仪建成并投入应用，不仅在地球科学与考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生命科学与环境科学上也有广泛应用；1996年，中国第一个磁光阱诞生于北大，标志着我国迈入了激光冷却获得超冷气体原子这一世界尖端的科学领域；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入选“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北大以其文理兼备的优势起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北京大学的亚纳米碳管稳定性研究和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双双入选2000年“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北大是唯一一所有两项成果入选的学校。
　　在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北大理科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实力。1993年，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成功12路波分复用光纤通信实验系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套可供现场实验和工程使用的，传输容量最大的无中继波分复用系统；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石青云教授成功研制出指纹识别系统，其性能超过了国外的同类产品；在王选教授的领导下，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研制出了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印刷术的第三次革命，使印刷从此告别铅和火的时代，步入了光和电的时代。
　　北大理科的新发现、新成果源源不断，北大理科在国内外取得的“第一”层出不穷，北大理科的名气在世界科学界越来越大，北大的科学家们也频频出现在国际领奖台上。1991年，号称“小诺贝尔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被北大年轻的学者陈章良教授捧走；1995年，王选教授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