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

我们首先对民族语言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纪，各派学者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家们，如英国的洛克（Lock），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菜伯兹（Seib niz）、赫尔德（Herder）、冯德（Wundt）、法国的卢骚（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考证，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进候算起，人类的历史大约也有几十万年。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记载的不过几千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最新科学认定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的定论。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四个特征，然而在民族众多特征中，语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语言与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化，甚至十分顽固，即使延续数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与语言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但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

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特殊性，与语言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文化结构上看，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则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总网罗。就语言而言，它与其子系统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它不仅可以一个子系统的身份参加文化整体运作，它还必须充当所有子系统多种特征、属性、内容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该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现象，在其母语中都必须有相应的有声表达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概括整理表达说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点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得凭借本民族特有的有声符号系统，如果用民族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语言的这套符号系统——以声符为物化形式的符号；事实上使该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都在有声符号之上结成了同根关系。正因为如此，语言实际上是该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共同的桥梁作用，因而在文化运作中，它使用的频率最高，运行的周期最短，因此，从局外人看来，要把握其特征，并通过它去掌握该民族的整个文化将都是最简捷的途径。一个民族的母语既然是该种文化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而且是专用表达形式，因而它对于该民族来说，当然具有专一的归宿性。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公用的桥梁。语言在充当这种桥梁作用的同时，将该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内容经常发生的较为稳定的联系，作为该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存入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脑。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各民族语言的宝库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词汇上，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这些因素起到制约作用的内在语言系统，即贮存于每个使用该语言成员大脑中充当建立联想关系的依据的内贮信息库。这个内贮存信息库的习得，不仅是通过幼儿在学习本民族母语中逐步地学到存入大脑。正如结构主义学派追随者雅可布孙所说的，人类祖先传递到后代有两大基本的信息系统，即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和由神径——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能力。索给尔与雅可布明确地告诉人们单分析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还不足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入具体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从原始人类创造有声之后，直到今天，它是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发展，这种随着时代而发生演变，虽然很少被语民们所觉察。语言这种发展究竟是什么来做基础呢？语言本质上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时候起，一直到当代电脑时代止，都是一往直前的发展着，作为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向前发展。要是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也就不能完全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语民的社会发展历史和语言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