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长城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赵州桥、蔡伦造纸、毕升活字印刷是中国文化的积淀；瓦特蒸气机、爱迪生电灯、牛顿三大定律是西方文化的精华。鼓楼花桥是侗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内涵的准则、规范、行为、模式表层下，都有一套价值系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生长在某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人移居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环境生活，往往区触，会产生一种茫然与心理失衡的感觉。这是民族文化的排抗效应特征。一个民族、社团行为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总体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这一民族或集团中较为固定的模式。换句话说，同一民族或社团是以同一文化模式进行社会活动的。同一民族的成员互相间可以用这一模式会预知和理解对方的行为意义，从而不会发生误解。

跨文化的交际，则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文化观及行为模式，所以不能用本民族的价值行为观去理解对方。例如毛南族旧历五月为最大的节日是“庙节”，土家族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苗族的鼓丈（牯脏）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颖社”等；如生活方面，酉南云溃川一些地区，对炖狗肉津津乐道，日本人有生鱼席、美国人如兔子般生吃多种蔬菜，巴黎人则视蜗牛为美味佳淆，印度人有童婚之风气，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化习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显露出各自的特色。不同的民族，有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这种模式不以个人为代表，而以一个民族或地区社团为代表。这些特定的模式客观地构成了文化差异性。

但它受到社会的制约，是人们长期生活能觉察到，在共同意愿基础上建构起来并反复出现；得到该民族成员所默认的一种契约，一种受群体制约的特殊模式。它可以说是一本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手册，是社会活动的准绳。

由于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世界上任何人群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或社团发生交往．尤其是当今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电视的普及更加强了全球性的大交流。如今电视卫星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全世界现在拥有十多亿台电视机，其中50％是近五年来增加的；全球已设立有三百多个卫星电视系统，未来五年里，将有许多通讯卫星发射升空。这种全球性的电视革命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显而易见，电视对各族观众而言，已不仅仅是旁观历史的媒介，实际，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经历历史的。每一个民族将难以控制外来的信息，这种不可遏制的观念、意象和文化交融正在漫延和发展。卫星电视影响最大的是冲击各族文化，以往一种文化要被另外一种文化吸收需要几十年或百年之久，如今的卡拉OK、牛仔裤传遍全球。正是通过开放往来，尤其是通过电视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办到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也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所能改变得了的。

文化导入和输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高级的还是通俗的，知识的还是交际的文化都可以互相导入。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文化在西方及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现在的西服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等都是文化交流的现象。文化差异的导入和相互影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潜移默化因素。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文化交流、导入输出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四大发明、英国的火车、美国的电力学，德国的哲学。意大利的歌剧、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国的气功都互相渗透于世界大文化圈之中。反过来各民族、社团的文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国际化潮流的文化演变过程中，更促使人们去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便互学互补。

民族之间不可能共有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中也不可能并存两种以上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圈子。但毕竟是汉族只有与汉族文化相对应，侗族文化只有与侗族文化相对应，苗族文化亦然。两个民族之间，当然会有文化交流和接受，借以互相取长补短，然而这种交流仅止于文化因子的接收和借用；而且决不能照搬，必须由该民族经过加工和改造，使之适应该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之需要，然后再纳入到他们民族固有传统文化整体中充当一个组成部分。接收异文化圈子与否？从来不会破坏本民族与其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有性。

民族语言亦然，汉语里借用外国的词比较多，如卡车、康拜英……比比皆是。但是借入汉语里使用，要按汉语的构词法，按汉语传统构词习惯。因此，尽管汉语里借入外国的词汇不少，但从不会改变汉语言体系是同样的道理。

族际文化演变中的整合互动律的完整阐述应该是，每一个民族总是倾向于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固有的内涵、形式，在这个前提下再凭借代偿力去影响上下左右，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化；同时在接受异文化反作用影响后，仍力图维护自身的文化完整和对文化阐释上的完整，这种抗拒外来作用的综合力，致使本民族文化虽然接受影响，但仍相对完整，并使该文化仍成为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以及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相互发生、发展的特殊关系，作了粗浅的勾画与探讨。但由于笔者理论、专业水平有限，本文管窥一孔之见，挂一漏万的论述和认识。恳请同仁赐教，以便更好地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ˉˉˉˉ本文参考书目

（l）、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著《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

（2）、高名凯著《普通语言学》上册，东方书店出版1954年。

（3）、岑麟祥著《普通语言学》，〈北京大学》1956年。

（4）、金惠良撰写《世界文化差异与融合》，〈贵州日报〉1991年5月6日。

（5）《贵阳晚报》，《电视冲击世界和未来》，1992年12月16 H，摘自《上海译报》。

（6）、金睿撰写《研究和推动文化观念的变革》，《光明日报》1992年7月6日。

（7）、张世珊、杨昌嗣著《侗族文化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