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如咸同年间台拱厅巫生寨的欧养生和五岔的潘老马、丹江厅掌批寨的绍伯寡，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贵阳、龙里、贵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现，他们大量购买土司、屯军和农民的土地山林，从而成为“殷实之户”。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如黔东南、松桃、务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还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苗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民国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的黔军，就有许多松桃、铜仁和天柱、锦屏一带的苗族、侗族官兵，他们在战争中屡挫强敌，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黔东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两族发动“黔东事变”，反抗国民党暴政。次年，贞丰苗族联合布依起义，两次下县城。望谟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领导下，得到党的帮助，在麻山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活跃于滇黔边区的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三支队，活跃于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的边纵第六支队和威宁游击团，都有许多苗族参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开展革命游击战争。贵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