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是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它区别于一般的文学流派，因参加编纂、出版《百科全书》的活动而得名。

　　一七四五年，巴黎出版商普鲁东本来打算将一七二七年英国出版的《科技百科全书》译成法文，后来发现该书已落后于形势，遂决定新编一部法国的《百科全书》(原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大词典》)，并邀请启蒙作家狄德罗和数学家达朗贝主持此事。

　　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除该书的主编狄德罗和副主编达朗贝外，启蒙主义作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它写过文艺批评和历史的稿件，卢梭写过音乐方面的条目，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哈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马布利等人，都是《百科全书》哲学方面的撰稿人。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能相互协作，其中积极参加过《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又有唯物主义启蒙思想的人士，在历史上就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一七五一年开始，至一七七二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达朗贝因恐受连累，于一七五九年宣布辞退，由狄德罗一人主持此项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当时，检查官曾在最高法院对百科全书派提出公诉，其罪名是“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为着拥护唯物主义，摧毁宗教，鼓吹独立自由和败坏风俗”。反动当局把《百科全书》称之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和“异教徒以及神和国王与教会敌人的大集合”。但是，在狄德罗等人的据理抗争下，《百科全书》虽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七七二年问世了。全书共三十二卷，包括正文十七卷，附录四卷，图片十一卷。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首脑。他自己不仅亲自撰写了有关哲学、历史和应用科学的条目一千多条，而且还经常到工匠作坊去观察了解各种机器、工具的结构和性能，写出条目，托人详细绘制成图象。在狄德罗的领导和组织下，《百科全书》成了启蒙思想家们向封建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这部著作，针对封建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从政治制度、法律机构、宗教信仰、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宣扬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等启蒙思想，提倡科学技术，宣扬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直接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制造舆论。百科全书派的形成及其社会实践，充分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标志着法国的启蒙运动已经达到高潮。

　　“青年德意志”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一批资产阶级激进作家的总称。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统一的纲领，其主要倾向，在于正视现实，针砭时弊，致力于创造一种批评社会现实的文学。

　　一八三四年，青年作家鲁道夫?温巴尔格著有论文集《美学的征讨》，作者在献词中说：“献给你，青年德意志……”这个文学团体即由此而得名。一八三五年十二月，由于沃尔夫冈·门采尔的告密，德意志联邦议会颁布法令，海涅、温巴尔格、古茨科，劳伯和蒙特等五位作家的作品被禁，在法令中正式称这些作家为“青年德意志”派。其实，诗人海涅并不属于这一文学集团。

　　“青年德意志”派是一个组织松懈的文学团体。它不象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派那样有自己的理论纲领，但它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与逃避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它对现实的揭露与抨击，又区别于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此，从艺术方法上说，它是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一种过渡。

　　这派作家政治倾向性鲜明，十分关切当时的政治问题，重视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然而他们的艺术才能平庸，文学价值不高，多数作品已被人忘却。他们的思想水准仅仅停留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水平上，没有达到海涅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后来，有些成员公开同反动势力妥协，劳伯和蒙特于一八四二年向普鲁士政府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不再反叛法律与宗教。恩格斯曾批评“青年德意志”派的假激进真妥协的倾向，称他们为“高谈着这些五光十色的庞杂思想的作家”。

　　“梅塘集团”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由六位作家组成的文学创作团体。它以左拉为核心，以巴黎郊外左拉的梅塘别墅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而得名。

　　一八七O年开始的普法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法国边境上的七个军团，二十五万人被普鲁士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临时组织的国防政府动员了地方保安队和民团也挡不住敌方的四十万大军，被迫割让亚尔萨斯、洛林两省，并赔款五亿法郎。法国历史上的这一奇耻大辱，使得法国的一些爱国主义作家大为震惊和感慨。

　　当时，一群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围，结成了“梅塘集团”。这些作家是保尔·阿莱克西(1847-1901)、昂利·塞阿(1851-1924)、莱昂·埃尼克(1851-1935)、于斯曼(1848-1907)和莫泊桑(1850-1893)。他们气质相近，情趣相投，既有共同的爱国之心，又有相同的哲学倾向。

　　一八七九年，以左拉为首的这六位作家，他们在梅塘别墅的一次聚会时，左拉提议各人写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不久，左拉写了《磨坊之围》，于斯曼写了《背上背包》，莫泊桑写了《羊脂球》，其余三人也各交一篇。这六篇小说于一八八O年交给沙邦节书店出版，题为《梅塘之夜》。莫泊桑的《羊脂球》立即受到文学批评家和读者的赞赏，被推为六篇之中最好的一篇，从此莫泊桑蜚声文坛，阔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梅塘集团”的成员以标榜自然主义自居，他们汇集而成的《梅塘之夜》，被看作是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开始不赞成自然主义，或者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的理论，但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

　　湖畔派诗人，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较早产生的一个流派。主要代表有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由于他们三人曾一同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先后在格拉斯米尔和文德美尔两个湖畔居住，以诗赞美湖光山色，所以有“湖畔派诗人"之称。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端，是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为标志的。华兹华斯于一八OO年在诗集再版时撰写的《序言》，成为英国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宣战的一篇艺术纲领。由于他们对古典主义传统法则的反抗，宣扬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故又将湖畔派诗人称为“浪漫派的反抗”。

　　湖畔派诗人起初都同情法国革命，随着革命的深入，由害怕革命而退却，进而逃避现实，迷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的安慰与寄托。骚塞和华兹华斯曾先后被敕封为桂冠诗人，其中骚塞甚至公开与青年诗人拜伦、雪莱为敌。

　　当湖畔派诗人的消极倾向日益明显的时候，青年诗人拜伦、雪莱开始登上文坛，向湖畔派诗人展开论争。拜伦在一八O九年完成的讽刺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不仅回答了消极浪漫主义者操纵的刊物《爱丁堡评论》对拜伦诗作的攻击，而且还严厉地谴责了湖畔派诗人的消极倾向。由于他们敢于向湖畔派诗人作斗争，因而被英国绅土们斥之为撒旦(恶魔)，所以文学史上称拜伦、雪莱和济慈为“撒旦派”。

　　一般说，湖畔派诗人代表消极浪漫主义倾向，撒旦派代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虽然湖畔派诗人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有过贡献，在诗歌的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但其历史地位远不及撤旦派重要。

　　沙龙，系法语Salon的音译，即“会客室”、“客厅”之意。它是十七世纪西欧上流社会贵族阶级借以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场所。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它在法国特别盛行。由于出入沙龙的多数是贵族文人学者，且以文学艺术为中心议题的居多，故称文艺沙龙。

　　文艺沙龙的形成是与当时贵族阶级社会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十六世纪末，法国宗教战争结束后，大批封建主投靠国王，转为宫廷贵族，他们离别了世代相传的庄园领地，集中到巴黎和凡尔赛居住。但又不能立即适应宫廷生活，又不屑与资产阶级为伍，依然留恋着昔日封建主的权威与尊严。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于是便组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聚集到某些贵妇人主持的客厅中谈论政治和文艺。从路易十三掌权时期开始，沙龙在巴黎成风，其中以一六O八年开张的朗布绮侯爵夫人的公馆最为出名。当时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和文艺作家，几乎都作过这个沙龙的座上客。

　　文艺沙龙的摆设、谈吐，一切都以高雅为准则。人们的衣饰华丽典雅，举止矫揉造作，言语装腔作势，以显示自身优越的特权地位。沙龙里的座上客喜欢引用怪僻的典故、委婉华丽的词藻，俗语粗话一律禁忌，必须用典雅的词语来代替。例如，把“狗”称为“主人忠实的朋友”，把“镜子”叫做“风韵的顾问”，把“椅子”称为“谈话的舒适”，把“哑巴”称为“丢失了语言的人”，把“喝水”说成是“一次内部的洗澡”，等等。贵族们所使用的这些词语，必须借助《时髦秘书》、《女雅士大词典》一类工具书才能理解其意。到了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故作姿态的风尚已经达到难以形容的可笑程度。一六五九年，莫里哀以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对沙龙习气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在沙龙里产生的文学，通称贵族沙龙文学。它是与自由粗俗为特点的市民文学相对立的。这种作品大都是纤巧的情诗、谄媚贵妇人的书简以及描写男女悲欢离合的艳情故事，完全迎合贵族男女粉饰其丑恶关系的需要，内容空虚，篇幅冗长，不堪卒读。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光明社”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是由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和领导的国际进步文学艺术家的反帝团体。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交战国停战后，巴比塞以军人的身份，立即组织了退伍军人国际联合会。次年，为了加强国际反战运动，团结世界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发起组织了“光明社”。参加这一团体的有法国的阿那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瓦扬·古久里、英国的托玛斯·哈代、奥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等三十余人。同时他与高尔基一起创办了这个组织的机关刊物《光明》，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光明》，成为巴比塞的代表作之一。

　　选择“光明”一词作为社团的名称，意在证明作家要在人民中进行教育工作，排除各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谬误，追求真理与光明。一九一九年“五一节”，巴比塞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一组织的任务，在于团结世界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支持和拥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消除知识界的无知现象而奋斗。

　　巴比塞撰写的题为《深渊里的光》一文，成了这一组织的行动纲领和宣言。它庄严地宣称：“我们已经接近人类再也不能在现存的法律所造成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刻了。”帝国主义战争是强盗们的“齿与爪的问题”，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新的民主制度已经诞生，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它是真正民主制度的范例。虽然“光明社”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势力对俄国的干涉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九二二年，列宁曾写信给“光明社”，对它的意义和作用作过中肯的评价。

　　“愤怒的青年”，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一个文学派别，也是小规模的一次文学运动。它产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因其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奥斯本于一九五六年发表剧本《愤怒的回顾》而得名。属于这一派别的代表作家还有约翰·韦恩、金斯莱·亚米斯、亚诺德·韦斯克等等。这些作家有的出身于工人阶级或社会的中下层，对当时英国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不满，对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势利深恶痛绝，并把这种愤怒的情绪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们之间也许不尽相识，没有共同的组织，但在思想观点和创作倾向方面是颇为一致的。

　　这一派别的文学创作，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几乎全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只是程度和手法上有所不同，有的辛辣攻击，有的冷嘲热讽。他们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同情劳动人民处境的不幸。在艺术上，大都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一九五四年，约翰·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和金斯莱·亚米斯的小说《幸运儿吉姆》，是这一派别的最初之作。一九五六年，青年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上演，剧中主人公对社会现实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攻击，体现了愤怒青年的思想和情绪。因此，这个剧本被认为是“愤怒的青年”文学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来说，“愤怒的青年”在英国风行十年之久，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理解，虽然这些作品呼吁社会改革，但未能触及社会弊病的真正根源，不能指出改革社会的正确道路，也看不到推动社会改革的革命力量。六十年代后，这个文学运动渐趋消失。有的作家改行撰写畅销小说，有的消极颓唐，有的悲观失望，只有少数能坚持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一些较好的小说。目前的英国已不存在“愤怒的青年”这一文学派别和文学运动了。

　　“十二月党人”文学，是指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革命知识分子从事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活动。

　　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唤醒了俄国贵族中的有志之士。一批俄国的贵族革命家，接受了西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决心为推翻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而斗争，他们于一八二五年俄国旧历十二月十四日带领军队在彼得堡举行武装起义，因此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文学的作者大多数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又是十二月革命斗争的支持者和鼓动者。他们的文学团体有“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1816-1825)和“绿灯社”(1819-1820)，主要刊物有《北极星》和《谟涅摩辛涅》，曾广泛团结当时的优秀作家，为进行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在“十二月党人”中，有许多是著名的诗人，如雷列耶夫、别斯土舍夫、邱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十二月党诗人。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雷列耶夫。这些作家非常重视诗歌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认为诗人不应为作诗而作诗，而应为战斗而作诗。他们特别注重诗歌的政治内容，号召诗人采用俄罗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描写争，取祖国独立的战士，歌颂当代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功勋，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

　　在艺术上，他们猛烈抨击当时俄国文坛上的崇洋媚外之风，大声疾呼用纯粹的俄文来写作。主张把民间的诗歌、故事当作自己文学创作的最纯洁、最可靠的源泉。他们既反对因袭模仿的古典主义，又反对保守的浪漫主义，赞成并提倡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激情的积极浪漫主义。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活动，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它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迷惘的一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派别。它不是一个有统一组织、共同纲领的文学集团，也未曾发表过宣言，甚至初期连个名称都没有。现有的这一称呼，出自侨居巴黎的美国老一辈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之口。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上升了》，他把斯坦因讲的这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此后，“迷惘的一代”即被人们所承认。

　　所谓“迷惘的一代”，意思是指由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而不知该怎么办的一代。在二十年代初期，美国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思想感情相近，文艺创作倾向也约略相同。这些人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受着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战争中，他们所看到的尽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的幻想破灭，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他们憎恨战争，但不知如何才能消灭战争，心情苦闷，前途茫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危机，又加重了他们心灵的空虚和苦闷。他们远离人民革命，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消极逃避现实的斗争，躲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企图用爱情、友谊、寻欢作乐来解除精神的痛苦，想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但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愈加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因此，“迷惘的一代”，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世界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的产物。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亲临欧洲参战，身负重伤。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就流露出厌恶帝国主义战争，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迷惘情绪。长篇小说《太阳也上升了》，描写了在欧洲参战的青年流落巴黎街头的生活情景，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此外，约翰·多思·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土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等等，都属于“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

　　“迷惘的一代”主要活动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后，他们的创作题材、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各自发展演变为其他文学流派的作家，这也包括代表作家海明威在内。

　　“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它是苏联二十至三十年代初期最大的文学团体。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的“十月”文学小组，是“拉普”的前身。次年，以“十月”为核心，组成“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莫普”。一九二五年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瓦普”，后改名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则称“拉普”。

　　通常所说的“拉普”，实际上包括上述这些团体，因为它们的领导核心是同一批人，即阿维尔巴赫等人。

　　“拉普”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主要活动阵地有《十月》、《青年近卫军》以及文艺批评刊物《在岗位上》。“拉普”是在俄共(布)的支持下成立的，初期曾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斗争中，发挥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的成员妄自尊大，以粗暴的无情打击的态度对待同路人作家，把同路人的文学创作说成是“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甚至把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革命作家也列为同路人予以攻击。俄共(布)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作出决议，改组“拉普”(当时称“瓦普”)的领导成员。

　　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新的理事会产生后，曾表示要开展自我批评，重建纲领，但未能付诸实践，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错误口号，“拉普”在组织上大搞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在理论上提出否定文艺特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鼓吹“活人论”，提倡描写人物的阴暗心理与两面性格，煽动作家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它已成了苏联文学发展的重大障碍。一九三二年四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拉普”，筹备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

　　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倾向，即贵族倾向和民主倾向。前者以七星诗社的成员为代表，后者以人文主义小说家拉伯雷为代表。

　　七星诗社是十六世纪法国的诗人团体，最初由七位诗人组成，包括毕尔·龙沙，卓亚金·杜伯莱、雷米·贝格、安东纳·巴依夫、蓬蒂斯·缔亚尔、左台尔以及他们的老师让·陀拉。其中龙沙是当时诗坛的主将，又是七星诗社的领袖。

一五四九年，经该社成员集体商议，由杜伯莱执笔并发表了宣言，题为《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当时未曾用七星诗社署名，直到一五五六年之后，七星诗社这个名称才正式启用。

　　七星诗社的宗旨，在于提倡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从中获得借鉴，以推动法国诗歌形式的革新，促进法兰西民族语言的统一。七星诗社的成员认为，法兰西的语言丰富优美，完全适用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感情，不需要再借用拉丁文来表达。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舍弃短歌一类小型诗体，主张采用大型诗体，如希腊罗马的史诗、剧诗、诗简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等。在格律方面，推崇亚历山大十二音步体，认为这种格律有助于表达伟大崇高的感情。

　　七星诗社的成员在提倡民族语言方面是有贡献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普希金说：“七星诗社不仅是诗歌运动，而且是一个语言运动，但它忽视了语言使用上的意义。”由于他们强调向希腊的史诗、悲剧、喜剧学习，假借外来词汇，歧视下层人民使用的口语，摒弃民间诗歌体裁，明显地暴露了七星诗社轻视民间创作，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倾向。

　　自然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派别，形成于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五年间。它以师法果戈理的文艺创作作为出发点，以反对农奴制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它是由别林斯基组织和领导的文学派别。

　　四十年代初，别林斯基以他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为阵地，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在政治上关心废除农奴制，在文学上追随果戈理，经常聚集一起谈论政治、文艺和创作问题。当初，别林斯基称它为“果戈理派”或“新学派”；尔后，反动文人布尔加林于一八四六年发表文章，诋毁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文集，攻击文集的作者们“毫无掩饰地描写自然”，并轻蔑地斥之为“自然文学派”。别林斯基接过这一贬称，经过多次阐述，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其实，自然派是俄罗斯早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别名。它与旧的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接近俄国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代表作家有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八四八年别林斯基去世后，自然派的活动终止。但自然派的文学事业仍在继续发展，许多作家都加入现实主义文学队伍的行列，推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使之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