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曹操初封魏王，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诗句，被誉为“汉末实录，为后世所叹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昂扬地表现了老当益壮，奋斗不息的精神，至今传诵不绝。他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 建安风骨”的特色。

　　曹丕即魏文帝，曹操次子。他博闻强记，下笔成章，但他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远不及曹操丰富、深刻。他的诗多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思归的离愁别恨，缠绵悱恻，深切动人。在语言与表现方法上吸取了乐府的许多长处。《燕歌行》是他的代表作，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曹植，是曹操第三子，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古人称为“建安之杰”。他的一生以曹丕称帝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深受曹操宠爱和赏识。后期由于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和苦闷中死去。他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达了对这种迫害的控诉。曹植的诗脱胎于乐府民歌，但致力于对语言的加工和提炼，提高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对后世文学特别是五言诗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的《洛神赋》最为历代传诵。

　　田园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诗人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成为后世正直文人的人生目标。

　　由于家庭和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少年时代起就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立志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但当时东晋社会，贵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压制，陶渊明虽有济世之才，却一直得不到重视。他的政治抱负不仅难以施展，而且还要忍受屈辱与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十分痛苦。加上当时老庄思想和隐居的风气非常盛行，就产生爱慕自然、向往隐逸的思想。他在41岁时毅然解职归田, 从此隐居不再做官，在以后的２０年中，他同劳动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还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这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他创作田园诗提供了重要条件。

　　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歌大约有一百二十多首，另外还有散文、辞赋多篇。其中田园诗是陶诗的重要部分，内容描写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如四言《时运》、五言《归园田居》等。这些田园诗抒发了作者对宁静、闲逸生活的衷心喜爱，表现了作者淡泊旷达、安贫乐道的品格。艺术上，他追求诗歌语言朴素明洁，平淡自然，使人感到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为古典诗歌开辟了田园诗的新境地。同时，诗人还写了一些咏怀、咏史的篇章，这些诗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中的种种感受、体验和对历史的缅怀，寄托诗人的社会理想，对黑暗的现实具有批判意义。与田园诗相比较，这类诗更富于政治性和现实性。陶渊明的辞赋散文，数量不多，但在思想、艺术上都有独特的成就。像《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直到今天仍是传诵的名作。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的几句诗，它像一幅素描，把李白狂放不羁、不阿权贵的性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个商人的家庭里。李白５岁那年，突厥人入侵碎叶，举家东迁，来到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定居。他从小聪颖过人，不少书他看一二遍就印在脑海里。但他贪玩，读着读着就不肯用功了。据说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老奶奶把一根胳膊般粗的铁杵在磨石上用劲地磨，说是要把它磨成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棍，何年何月才能磨成针呢？”老奶奶满怀信心地说：“只要不停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能磨成针。”这件事使李白悟出了一个深奥的道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读书学习不也是这样吗？”从此，他刻苦读书，学问大有长进。除向书本学习外，李白还重视向社会学习。他一生出三峡，入湖北，游洞庭，登庐山，下扬州，走中原，访东鲁，进山西……走遍了祖国的大多数省份，寻访名胜古迹，开拓了自己的知识领域，为他的诗篇提供了书写不完的素材。

　　天宝元年（７４２），唐玄宗召见李白，并让他当了翰林供奉，专门在宫廷里写作诗文。李白本以为他那治理天下的宏伟意愿很快可以实现，但腐败的朝政使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皇帝根本没有认真听取过他的治国之策，只把他作为“帮闲”文人对待罢了。那些达官显贵更是把他当作眼中钉，处处与他作梗。李白极为失望，就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又开始了漫游和创作生涯，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万古传颂的诗篇。

　　李白晚年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蒙冤入狱，流放途中遇赦返回。宝应元年（７６２）中秋，便一病不起，在瑟瑟寒风中，一代诗仙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李白的诗歌现存九百九十多首，豪迈奔放，别具一格。像著名的组诗《古风》，批判朝政弊端，感慨有志之士不能展抱负；乐府《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等，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篇，以充满想象的神奇之笔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尽管李白有的诗歌也隐含着人生如梦、纵酒狂欢的颓丧情绪，但不满于社会和政治的黑暗，追求心身自由和解放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是他诗篇的主旋律。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与杜甫并称“李杜”，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世称杜少陵，诞生在河南巩县城外瑶湾村。他毕生酷爱诗歌创作，被后人誉为自有诗人以来最伟大的“诗圣”。

　　杜甫年轻时就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雄心。２０岁那年，杜甫南游江浙，饱览名胜，凭吊遗迹，观赏壮丽的江山，增长了实际知识，为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杜甫虽有治世的雄心和博学的才干，但他的仕途却很不得志。他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一个官职，一直未能如愿。他出入权贵门下，希望得到引荐，结果也处处碰壁，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过着“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生活。

　　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贫困，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听到他们的呼声，从而了解了人间的黑暗，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诗人。他写出了《丽人行》、《兵车行》等大胆揭露封建王朝腐朽，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代表了诗人这个时期创作的最高成就。当时诗人刚好从京城回奉先探亲。在长安街上，冻死的老人使他惨不忍睹；路过骊山时，华清宫里笙歌声声，深深刺痛他的心。想不到一进家门 ，他的心爱的小儿子已经饿死床上 。于是诗人满腔悲愤地写下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

　　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杜甫做过参军的小官，但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又开始了流亡和逃难生活。动乱的社会和不平凡的经历，进一步把杜甫的诗歌创作推向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 这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称之为“三吏”“三别”的不朽诗篇。苦难的生活使杜甫熟悉了人民，写下了许多对劳动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寄寓着诗人对劳动人民和贫寒知识分子的深厚同情。杜甫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艰难，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相反，越是贫病交困，诗作越多。在成都，他一度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在此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占了他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僵卧在破船上写出了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念念不忘国家的灾难。这首诗写出不久，这位被后人誉为“诗圣”的大诗人就在湘江上游的一只破船上去世了。

　　杜甫的思想主要受儒家的影响，“穷年忧黎民”、“济时肯杀身”是他一贯的精神。他的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内容极为广泛深刻，多方面地反映了唐代中期社会的急剧变化，被人们称为“史诗”。

　　宋代以来，不少学者、诗人常用“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来形容唐朝两位著名诗人。长吉是李贺的字，“鬼才”，并非只说他喜欢写神仙鬼魅的题材，而主要是指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意境新颖诡异，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可见，李贺诗歌在唐朝诗坛上占有独特的位置。

　　李贺（７９０－８１６）是唐朝宗室的后裔，但早已没落破败，家境贫困。他才华出众，少年时就获诗名，但一生只作了一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郁郁不得志，穷困潦倒，死时年仅２７岁。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他的《苏小小墓》诗写到：“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把楚辞《山鬼》的意境和南齐妓女苏小小的传说结合起来，创造了荒诞迷离、艳丽凄清的幽灵世界。

　　李贺的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甚至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传说他每次出门，跟随的书僮身上总背一只锦囊，他边走边吟诗，每得佳句就写下来放进囊中，归来时再补足成篇。他的诗歌继承《楚辞》和乐府民歌的传统而有所创新，在诗歌的形式、意境、比喻、语言等方面不落前人窠臼，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优秀作品有《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名句有“天若有情天亦老”、 “黑云压城城欲摧”、“桃花乱落如红雨”等，为后世所传颂。

　　被苏轼称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唐代大诗人王维，不但诗歌创作卓有成就，还善于绘画，精通音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

　　王维（７０１？－７６１）早年生活比较顺利，但安史之乱把他宁静的生活打破了，他被安禄山抓获，并被迫任伪职。叛乱平息后，他一度被贬官，最后又升为尚书右丞，所以后人称他“王右丞”。

　　王维的思想，以张九龄罢相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具有一定的向往开明政治的热情，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现象曾经表现过不满，所以前期写过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例如，《济上四贤咏》、《老将行》、《观猎》、《使至塞上》、《少年行》等作品，风格雄浑，气象开阔，充满建功立业的思想与批判现实的精神。后期由于叛乱中受牵连，政治上遭挫折，就日趋消沉，在佛教和山水中寻找寄托，诗歌格调也显得比较低沉、冷漠。

　　王维的诗，保留下来的有四百多首，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这些诗艺术成就很高。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渭川田家》、《终南山》、《山居秋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歌善于捕捉景物的形象特征，并熔诗歌、绘画、音乐于一炉，构成独到的意境。特别是他的《使至塞上》，全篇气势磅礴，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 ，写景尤为壮丽 。《出塞行》的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气势也很开阔。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确说出了王维山水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王维的绘画也极见功力，山水、花鸟、人物样样精通，特别拿手的是山水画。明代董其昌推尊他为山水画“南宗”鼻祖，并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诗圣杜甫之后，唐代诗坛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小刻苦学习，十几岁就能写出很好的诗，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曾得到当时大诗人顾况的好评，从此进入仕途。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使诗人立志要“为民请命”。他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写成《策林》７５篇，向朝廷提出了改革意见；同时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秦中吟》和《新乐府》等一批讽喻诗，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这些诗像弩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贵们的心。有一次，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首先上书皇帝，要求严厉惩治杀人凶手，权贵们则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白居易越级奏事，干预朝政，在皇帝面前造谣中伤，最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自己也很清楚，他得罪的真正原因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意见和讽喻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居易以后又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人民的好事。如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发动人民，筑堤浚井，治理西湖，深得人民拥戴。今天西湖上的白堤，据说就是以他的姓命名的。

　　白居易一生留下了诗作近三千篇，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主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批判现实，大胆揭发封建政治的黑暗现象。所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谴责宦官和藩镇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和国家的罪行；所作《观刈麦》、《卖炭翁》、《红线毯》等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所作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流传千古的名作。白居易的诗歌一直以平易通俗著称，诗歌大都深入浅出，表现形式上采用直言其事的方法，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划人物神态维妙维肖，连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儿童都能听懂。

　　在晚唐诗人中，诗歌成就艺术最高、最为人传诵的，是擅长写作爱情诗的李商隐。

　　李商隐（８１３－８５８）仕途不得志，一生过着幕僚生活。坎坷的政治生活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在流传下来的六百多首诗歌中，直接触及政治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往往选择历史上的封建帝王荒淫误国作为主题，讽喻现实政治。《长安城楼》就是这类诗的代表作。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类诗或名《无题》，或者取篇中两字为题，以婉转的情思，精丽的词藻，和美的声调，抒发缠绵悱恻的爱情和相思相恋的痛苦。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就是这类无题诗的精妙佳句。深情绵邈，典雅华丽，属对工整，形象鲜明，是他的诗歌艺术风格的显著特征。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唐宋婉约派词人及元明清一些写爱情题材的戏曲作家，都曾向他学习。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两代八个著名散文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是明初朱后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１６０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和文风，这在明中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的典范，应该加以提倡，并着手编选和刊行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他们的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是中唐文坛的一位大作家。他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方面都有建树，而文学的成就最大。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主要目的是为了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精神，并与六朝以来的华而不实的骈文相对立。他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提倡文章要言之有物。主张对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做到“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在韩愈的努力提倡下，古文运动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他因之团结了一批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共同努力，抵制了流俗非议，锐意进取。以后又得到了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影响更大，并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譬巧喻，形象鲜明，具有多种多样的艺术特色。他的论说文《原道》、《师说》、《论佛骨表》、《进学解》，赠序《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和叙述文《张中丞传后叙》，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 》，祭文《祭十二郎文》，以及传奇小说《毛颖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对后代散文创作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韩愈的诗也有独创的成就。他的诗吸取了杜甫诗中某些新特点，把散文篇章结构运用于诗歌写作；把少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歌中，创造出“以议论为诗”、“以赋为诗”的独特风格，但是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的不良风气。韩愈的代表诗作有《山石》、《听颖师弹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

　　与韩愈一起倡导古文运动的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尤其在写作山水游记方面，成为一代名家，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柳宗元的思想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 天对》回答了屈原的《天问》，否定天地是神所创造；《天说》、《非国语》、《断刑论》、《贞符》等都是重要的唯物主义的文献。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世称“韩柳”，并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他一生留下了六百多篇作品，大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艺术技巧的珍品。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都写于他贬谪永州以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寄情于山水，并通过对景物的具体描写，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他的游记文笔清新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并能曲折表现抑郁不平的感情和对丑恶现实的抗议。他继承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成为后世写作山水游记的楷模。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袁家渴记 》、《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他描写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简练而又传神。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极其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勾画，仿佛都有了血肉灵魂。柳宗元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静态和动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

　　北宋诗文革新，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又一次文风改革，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就是这场革新运动的领袖。

　　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愈一样，认为内容对文章起决定作用，内容又通过文章来表现。他主张文章要切合实用，反对空谈猎奇；文章应当反映现实生活，为政治服务。他还积极扶掖后起之秀，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得到过他的栽培。他是北宋中叶文坛的领袖。

　　欧阳修的诗、词、散文都很有名。他的论说文体现了他的政治伦理观点和文学主张，写得明畅简洁，丰满生动，说理透彻，抒情委婉。《朋党论》、《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秋风赋》都是名篇。

　　他的诗也开创了北宋的诗风，特点是“以文为诗”，诗中抒发议论。很多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食糟民》、《晚泊岳阳》等。

　　欧阳修的词数量不多，大部分是描写爱情的作品，表现了蕴藉风流的情调，注重心理刻画。他的词一洗晚唐、五代以来的脂粉气和婉约情绪，词风清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父子三人都成为杰出作家的家庭。他们是北宋的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其中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的成就最高。

　　苏轼在散文、诗词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书法、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诗风豪迈，笔意爽健，擅长比喻，如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游金山寺》等。他的词题材广泛，内容恢宏，对严格的词律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开宋代豪放派词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的散文，由于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不少篇章都突破了前人在形式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意境，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名篇有《留侯论》、《石钟山记》等，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散文艺术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几百年来，每当人们朗读这首诗作，就会激起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人们反抗侵略，为争取祖国统一大业去战斗。它的作者就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的幼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国势危迫的战乱时期，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言传身教，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杀敌报国的壮志。

　　为了效力国家，陆游和其他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也走上了科举的道路。２９岁时，他赴京（临安）考试，名列jiang相秦桧孙子秦埙之上，因此受到秦桧的排挤。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方被起用。因他主战抗金，一直遭到朝中主和派的排挤，但他一有机会就上书朝廷，提出许多抗敌救国的策略和政治措施。一些权臣讨厌他，给他加上一些罪名，罢了他的官。六年后，他到抗战派领袖王炎部下任职。陆游来到前线，演兵习武，提刀跃马，准备与敌人作战，但昏庸的皇帝又听信谗言，把主战的王炎调回临安，陆游也被派往成都。虽然他的杀敌报国的壮志未酬，但他在几十年的风雨生活中，却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抗敌将士的崇敬，对收复失地的决心，对中原父老的同情和怀念，以及对投降派的无比蔑视和憎恨，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他慷慨悲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

　　陆游是一位创作极为旺盛的多产诗人，流传到现在的诗篇就有九千多首，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诗篇最多的人。他的诗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有人称他“小李白”。在语言方面，陆游的诗晓畅平易，精炼自然，“无一语不天成”。他才气豪迈，议论精辟，意在笔先，力透纸背。他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们传诵。陆游的不少诗篇都是南宋社会现实的真切反映，因此有人把他的诗誉为“史诗”。

　　陆游为我国文学宝库留下了浩瀚遗产，有《渭南文集》５０卷，《剑南诗稿》８５卷，《放翁逸稿》３卷，《南唐书》１８卷,《老学庵笔记》１０卷等。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以他“壮岁旌旗拥万夫”这样的豪语，抒写英雄之词，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雄浑豪放、脍炙人口的词章。

　　辛弃疾别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词人出生时，家乡已被金兵占领，北方人民的深重灾难在他童年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青年时代，词人就积极投身军事斗争，他集结两千余人起义，投奔抗金将领耿京部下，抗击敌人。在他率众投归南宋途中，辛弃疾亲自带领五十轻骑长驱直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立下卓著的功勋。回归南宋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东等地安抚使，但朝廷没有再让他到抗金的前线。他一生反对和议、盼望早日恢复中原的主张，也未能为南宋小朝廷所采纳，而且两次被弹劾革职。从４２岁至６８岁的漫长岁月，词人主要在江西上饶一带的农村中度过，把满腔的忧国忧民的热情，都寄托在所写的词里。

　　辛弃疾是两宋词人中词作最多的作家，共有六百多首。不少词作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表现坚持抗战的决心，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屈辱投降进行嘲讽和批判。这类为人传诵的名篇很多，尤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安赏心亭》、《菩

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为最著名。其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古人写自己的忧愤，表现对英雄的向往和对战斗的渴望，被后人评为辛词第一。

　　辛词艺术风格以豪放为主，不拘一格，沉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作词不为格律所拘束，语言多有创新，善于熔铸经史诗文乃至民间口语入词，使词体散文化，丰富了词的表现力，大大地发展了宋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推向了新的高峰，被后人并称为“苏辛”。

　　中国向来以诗歌王国著称。在诗国的天穹上，名家如繁星闪烁。才华横溢的女词人李清照（１０８４－约１１５１），以她的独特艺术魅力，跻身于这繁星之群。

　　宋钦宗靖康二年（１１２７），李清照与丈夫为逃避战乱来到江南，不久丈夫病故，词人辗转于杭州、越州（今绍兴）、金华一带，在孤苦生活中度过了晚年。但她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也从未停止过文学创作。李清照擅长写词，早年曾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重要的词论。她写的词，前期以抒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然的热爱为主，写得曲折、含蓄，韵味深长，而且形象鲜明。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句清新别致。《一剪梅》、《醉花阴》等词通过相思之情的描绘，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后期的词和前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使她精神很痛苦，所以词风也充满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感怀旧、悼亡之情。如《菩萨蛮》、《蝶恋花》，流露了她对失陷了的北方大地的无限眷恋；而《声声慢》则通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境，表达了作者在孤独生活中的深深哀愁。她的词具有女性独有的细腻、真挚的特点，成为婉约派的代表。

　　李清照是南、北宋之交的词作大家，其词的内容虽然没有摆脱爱情与离愁别恨的传统范围，但在南渡后，她的词更多地表现出对国家、人民和个人的深沉伤感。她的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严肃而深刻的描绘，于委婉细腻中一洗以往词作的妩媚不实的气氛，给词坛带来清高的意趣、淡远的情怀、空灵的意境，使她最终成为宋代词坛的杰出女作家。

　　我国戏曲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到宋金时期渐趋成熟，元代杂剧兴盛，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记载的杂剧作家就有八十余人，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杂剧创作成就，因此后人称他们为“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的说法，最早提到的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他只提及四人的姓名 ，还没有“四大家”的命名 。到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才正式出现四大家的说法：“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对这四位元代戏曲作家的评价和排列顺序，也因人因时有不同的提法。如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名也称关汉卿是“驰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是明初的朱权《太和正音谱》却推戴马致远，把关汉卿列为“可上可下之才”。现在一般认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说法比较公允：“元代曲家，自明朝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大约生于金末，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１２９７－１３０７）。不但擅长写戏，还精于歌舞、吹弹、吟唱，把燕赵一班唱戏、说书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当时剧坛的公认领袖。

　　他一生写有６７部杂剧，占现存元代杂剧剧目十分之一还多。关汉卿现存的杂剧，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作品。如著名的《窦娥冤》，还有《蝴蝶梦》、《鲁斋郎》等。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战斗性强。第二类主要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突出她们在斗争中的勇敢和机智，带有很强的喜剧意味。如《救风尘》、《诈妮子》、《望江亭》、《拜月亭》等。这类作品在关汉卿的剧目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最能反映他的艺术成就。第三类是一些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如《单刀会》、《西蜀梦》等。

　　关汉卿的杂剧，热情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多方面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鼓舞人们向丑恶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家的这一进步思想，在其名著《窦娥冤》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剧本通过窦娥含冤呼屈而终于牺牲的悲剧结局，以它“感天动地”的艺术魅力，深刻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混乱，表达了被压迫人民对恶势力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几百年来，剧本一直感染、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欣赏者，被后人称为中国悲剧之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气势磅礴、渴望变革、追求理想的诗作，是首开我国近代文学植根社会现实的风气的龚自珍所写。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出身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化造诣的世代官宦家庭。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从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和指点，打下良好的治学基础。他目睹朝政腐败，时局艰难，积极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建议加强战备，以御外侮，但是不为清政府所重视，一生只做些没有实权的闲官。后来以侍奉老父为名，辞官回家，在杭州、丹阳讲学。两年后死于江苏丹阳书院。

　　龚自珍博学多才，他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杰出的诗人。他的诗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腐朽、避时的局面，成为“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诗歌，一部分是直接针对腐朽的社会现实 ，具有极强的战斗性 。如《咏史》、《 己亥杂诗 》等。更多的是一些内蕴复杂的抒情诗，作者将 “更法”、“改图”的强烈愿望，熔铸于炽热的诗句之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龚自珍的诗想象奇异瑰丽，有着生动有力的意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其中最受人称颂的名句。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古体诗、近体诗都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龚自珍的思想和诗作，对近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与康有为并称“康梁”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是我国19世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自幼聪慧好学，六岁读经书，八岁能文章，曾拜康有为做老师学习“新学”。

　　１８９５年，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之际，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会试的举人上书朝廷，要求拒绝签订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此后他积极从事京师和上海的强学运动，又和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提出废科举、兴学校、改官制、实行地方自治等一系列主张，对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当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他竟和康有为一起组织保皇会，开始走上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依附于袁世凯，后又反袁。晚年弃政治学，在清华大学任教，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整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梁启超对近代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特别是宣扬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新诗派”，这对推动诗歌和小说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在创作实践中，梁启超也作过多方面的努力，但以散文的成就最大 。他的散文可以分为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 。政论如《变法通议》、《新民说》；传记如《殉难六烈士传》、《南海先生传》；杂文如《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他的散文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议论慷慨，自成一体，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代表着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近代进步诗歌潮流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个诗人。

　　黄遵宪在光绪二年考中举人，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任外交官达十六七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接触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又考察了所在国的政治制度，这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很深刻的变化，形成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帮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提倡变法，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罢官，隐居乡里，埋头创作，进一步实践“诗界革命”的主张。

　　黄遵宪在近代史上，既是一个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又是一个对近代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爱国诗人。他毕生从事诗歌创作，主张诗歌应表现时代内容和真实思想感情，对传统的“道统”、“文统”和种种拟古主义进行揭露与批判，成为“诗界革命”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的诗体裁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史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他写入诗里。中法战争中，黄遵宪写了《冯将军歌》，以澎湃的热情歌颂了冯子材将军的英勇抗敌；甲午战争时，诗人追随着战争的历程，写下了《怨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等。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等重大事件，都能在他的诗篇里听到呼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

　　黄遵宪的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合，使严正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合，使新名词与旧格律谐合，鼓吹“我手写我口”。为了表现新内容，他在诗歌形式上作了很多突破，如结构变化多端，句子错落不齐，一般篇幅较长，使诗歌既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完善地体现了梁启超提出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