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董必武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人羡慕的履历。吴佩孚成为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多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他也欣然默认了。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岔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

　　想当年，吴佩孚是何等威风！他率部南征，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

　　本来，袁世凯已经凭武力统一了中国，但老袁的“帝制自为”又惹恼各路军阀，西南遂竞起割据政权。老袁死后，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段祺瑞便下令大军南征。北军南下，气壮山河，而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谁都明白，只要这位中将师长一声令下，他军纪严明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脑、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

　　老段急得亲往前线劳军，并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学堂测量科学生出身的吴佩孚以“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进而统一中华。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竟擅自撤军，把北洋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一部民国史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吴佩孚通电语），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战功赫赫的吴秀才理应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或省长。老段却安排了别人，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

　　也许，段祺瑞不论功行赏，是怕性情刚毅的吴佩孚坐大不能羁縻吧？正在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佩孚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作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山东家乡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上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提提商界、工人的罢市罢工，却惟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了潮头上，而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查办。岂料，摩拳擦掌的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领袖的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佩孚字）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总统黎元洪已经给他留下了这个内阁中最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执意不愿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副巡阅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佩孚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道：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传统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专制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那时，他忠心不贰的老上级曹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以行贿议员的卑劣手段当选新一任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吴军的强大实力使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1925年，俄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从此，吴佩孚更加仇视俄人了。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分道扬镳的表示。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

　　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身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的贿选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吴佩孚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也不愿“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疑惑：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掺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在日本人与汉jiang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蒋介石的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jiang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内地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jiang报纸上的说法。

　　还有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jiang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人撕掉了一批前苏联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文件被翻译成中文后，许多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终于公诸于世。《文武北洋》（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从这些解密档案中探寻北洋军阀时代的踪迹，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拒不与苏联人合作的吴佩孚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吴佩孚联络——李大钊就曾充任过使者。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可见，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气节极重的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一个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罗斯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六十多年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后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即“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硬汉子。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但吴却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与苏联人的愿望相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做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一生征战，伤害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1926年3月18日这天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四十七位爱国青年被打死，伤者数百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了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长期以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武装，但若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必会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对华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形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日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在共产党的愚民政策之下，我们又如何能得知这些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