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闪耀着永不泯灭的光辉。

　　《诗经》本来只叫《诗》，因为选定的诗歌有３１１篇（６篇有目无诗），所以也叫《诗三百》。孔子把《诗三百》作为道德教育的教科书，以后的儒家学派就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出现了《诗经》的名称。《诗经》最早的诗大概写在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出于春秋中叶，作品时间大约包含六个世纪。在西周时代，中国的音乐和诗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乐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搜集各地区和各阶层的诗歌，并加以整理供演奏用。进入春秋时代后，虽然社会动荡，兵灾不断，但这项工作没有中断。《诗经》就是经过这样的长期积累之后，相传再由孔子编辑、删定的。

　　《诗经》按音乐的不同，把作品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又称《国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且绝大部分是民歌。《国风》共１６０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共十五个地区和国家的乐歌，如《郑风》是郑国调，《秦风》是的是秦国调。《雅》是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与其他地区的音乐有别。雅诗又分为大雅、小雅，共１０５篇，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小部分是民歌。《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祖先及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４０篇。《诗经》的精华，主要在《国风》部分，这些作品不少是当时人民的口头创作，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反映了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生活的愿望和要求。

　　《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它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其中比、兴是我国歌谣的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史记》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它全面记述了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情况，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一共１３０篇，５２万余字。“本纪”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记载，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它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

　　《史记》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１４５--前８７？），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父司马谈学识广博，官拜太史令 。司马迁１０岁的时候，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他从２０岁开始就游历了祖国各地，后又陪同汉武帝巡狩、封禅，游览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他又从民间语文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司马迁３５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就继任太史令，４２岁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后来得罪了汉武帝，囚禁牢狱，身受腐刑，但他完成《史记》的愿望、意志却更为强烈和坚定。他在牢中怀着忧愤的心情继续写作，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９３年），《史记》一书已基本完成。

中国最早的旅游地理文学《山海经》

　　人们常把谈“山海经”当作闲谈聊天的代名词。其实，《山海经》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有关民间传说和地理知识方面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由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经西汉刘秀（歆）校书，才形成现在的样子。

　　《山海经》共１８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书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山川、各地民俗、物产资源以及大量神异鬼怪的传说。《山经》以五方山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海经》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里的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都表现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其中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故事，代代相传，家喻户晓，为后人的神话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山海经》实际上也是我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古书。

中国最早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属安徽省）的一桩婚姻悲剧。原为民间歌曲，可能经过后代文人的加工润色。

　　故事叙述汉末建安年间，一个名叫刘兰芝的少妇，美丽、善良、聪明而勤劳。她与焦仲卿结婚后，夫妻俩互敬互爱，感情深挚，不料偏执顽固的焦母却看她不顺眼，百般挑剔，并威逼焦仲卿将她驱逐。焦仲卿迫于母命，无奈只得劝说兰芝暂避娘家，待日后再设法接她回家。分手时两人盟誓，永不相负。谁知兰芝回到娘家后，趋炎附势的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的儿子。焦仲卿闻讯赶来，两人约定“黄泉下相见”，最后在太守儿子迎亲的那天，双双殉情而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３４０多句，１７００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中国最大的诗歌集《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一部汇集唐朝诗歌的集子。全书共 900卷，目录12卷，共收唐、五代诗4.89万首，作者2200多人。在中国，还没有一部集子像《全唐诗》那样收辑这么多的诗歌和作者。

　　最早考虑编纂此书的人是清圣祖玄烨。１７０５年春天，玄烨在第五次南下巡视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江宁织造曹寅。曹寅邀请了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十人参加编书。次年十月，全书编辑完工。全书的编排体例是这样的：帝王后妃的作品编在最前面，其次是乐章、乐府，接着是唐代诗人的作品。诗人按时代先后排列，并附作者小传。最后是唐、五代的词。由于内容浩繁，编纂时间仓促，书中误收、漏收、重复，以及张冠李戴、次序混乱、考证粗疏等问题不少。尽管有这些欠缺，《全唐诗》还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它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为使《全唐诗》更加完整、正确，１９６０年重新排印出版，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此后，又出版了《全唐诗外编》。

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昭明文选》

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初官修的一部小说集，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因此取名《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５００多种，共５００卷，另有目录１０卷，全书按题材分９２大类，１５０多小类，如“神仙”、“女仙”、“异僧”、“鬼”、“精怪”、“狐”等，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

　　《太平广记》引用的书籍，据旧刻本书前开列的引用书目有３４３种之多，但实际引用的书目共４７５种。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残缺或经窜改，后人只有通过《太平广记》才可以窥见本来面目。由于《太平广记》保存那么多的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这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就充分利用了此书。宋代以后的许多作家也常常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创作传奇和戏曲。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小说以“志怪”、“志人”分类，志怪着重记述神怪异闻，志人则主要记叙人物的言行事迹。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全书原为８卷，今本作３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３６门类。全书共收一千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佚、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

　　《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世说新语》语言艺术上的成功，对后代笔记文学有很大影响。后世仿《世说》很多，有《续世说》、《 今世说 》等。书中还有不少故事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素材，如“祢衡击鼓骂曹”、“曹植七步成诗”等。

　　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特别兴盛。这类小说大都记录怪异奇闻，有的记述鬼魅，有的描写佛法，有的记叙人迹稀少地区的山川特产，有的编录虚幻的神仙方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东晋干宝写作的《搜神记》，是这类作品中写作最早、成就最高的一部。

　　《搜神记》虽然写的多是神灵怪异的荒诞故事，但也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韩凭夫妇》、《干将莫邪》《三王墓》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不屈精神。《李寄斩蛇》记述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事迹。《搜神记》的内容庞杂，描写细致生动，对人物刻画也注意到鲜明的个性，初具小说的格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１４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通过神游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的惯用手法。他四部名著《牡丹亭》（又称《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都从写梦开始，他出生于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所以他写的这些剧本合称为“临川四梦”。

　　《南柯记》、《邯郸记》是在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南柯记》写了槐安国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借蚁穴世界的寓言，表达作者从儒家仁政出发的政治理想。《邯郸记》生动地描写了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相互倾轧，生活上荒淫无耻的丑态。《紫钗记》却是借用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再创作的，作品以紫玉钗作为线索，展现霍小玉与李十郎的爱情波折。

　　“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最受世人喜爱，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

　　《牡丹亭》写的是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它通过少女杜丽娘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死而复生的离奇动人的情节，揭露了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罪恶，表现了青年男女冲破礼教罗网的决心，歌颂了他们为追求自由爱情而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牡丹亭》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作者把“死而复生”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通过艺术夸张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在梦境和超现实的幽冥中得到实现，起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据传，自《牡丹亭》问世后，不少男女青年为主人公伤心而死，可见作品影响是多么强大和持久。《牡丹亭》人物不多，但个个鲜明生动，尤其是杜丽娘，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牡丹亭》的文词也十分典雅、华美，不少词章都是令人赏心悦目、反复吟唱的千古名曲。

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反映我国汉末至魏晋历史风云的《三国演义》，是章回小说中的开山祖，也是我国最杰出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使中国小说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在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的。

　　《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１８４年到２８０年间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故事，始于黄巾起义，止于西晋统一。全书以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为中心人物，又贯穿了群众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把蜀汉当作魏、蜀、吴之间矛盾的主导方面，集中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作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也表现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爱憎与向背，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三国演义》共１２０回，其中１０４回，写的是自桃园结义到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５１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以后４６年只用１６回就草草结束了。作品中的人物众多，事件错综复杂，作者紧紧抓住曹刘两个集团的矛盾这一主线，展开了一系列的描写，写得脉络分明。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大都栩栩如生，像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曹操的jiang诈多疑，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某一类型人物的代表。《三国演义》的语言雅俗共赏，且简洁明快，富有传记色彩。它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历史性很强，学者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民间也有“真三国，假封神”的说法。

　　《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丰富了我国的艺术宝库。它不但在文学史上影响了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而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它用文学的笔触揭示出军事活动和战争的规律；它成功地塑造了像诸葛亮、张飞、关羽等一系列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并深深刻入人民的意识，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人民的生活榜样。

农民起义的画卷《水浒传》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这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它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作者施耐庵以见于史书的材料作为主要依据，结合民间戏曲、话本中的有关故事，经过选择、加工和再创造而写成。

　　《水浒传》通过对宋江起义这一历史故事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现出贫苦农民被迫聚义梁山、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动人情景，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小说前半部通过王进出逃、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被逼上梁山等典型事件说明“乱自上作”，反映了农民起义怎样由小到大，由个人到集体，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的发展规律，歌颂了像武松、鲁智深、阮氏三雄等一批农民英雄形象，无情地鞭笞了以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小说的后半部写出了起义的悲惨结局，客观上成了对宋江接受招安的一种批判，揭示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悲剧性。

　　《水浒传》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正面描写了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行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它对明清两代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起义有巨大的鼓舞作用。作品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像李逵、武松、鲁智深等，都是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一直活在人民心间，像一团烈火，照亮了人民起义的道路。

　　《水浒传》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富有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个故事都紧扣着读者的心弦。它的语言明快，生动、洗炼、准确，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达到了很高水平，往往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当时当地的身份和心情，乃至内在的性格，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水浒传》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它为明代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借鉴，堪称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在文学上，不仅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为中国现实主义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

　　四百多年前，我国出现了一本举世瞩目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这本书的作者是明朝的吴承恩。

　　吴承恩出身在一个由书香门第败落的小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很有文名，但在科举上屡遭挫折，直到４５岁时补“岁贡生”，到浙江长兴县当了县令的副手。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看不惯官场的jiang邪谄媚、尔虞我诈和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只干了一两年就愤然弃职拂袖而去，隐居家中，潜心收集民间传说和有关野史资料，决心写作神话小说来和统治者抗争。《西游记》就是他根据唐太宗时僧人玄奘不畏艰险独自去天竺（今印度）的取经故事，参考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加工改编而成的长篇神话小说。

　　《西游记》全书１００回，前七回写孙悟空的出世和大闹天宫，以后写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接受种种考验，扫荡妖魔，终于取回真经，作品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的光辉形象。孙悟空反对天上的神权和地上妖魔，反映了人民征服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信念和力量，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西游记》还通过幻想的形式，假借对天上世界和妖魔鬼怪的描述，明显地勾划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特点，使人读后自然地联想到帝王将相、土豪恶霸的狰狞面目,激起对他们的仇恨。当然《西游记》的思想内容还存在一些糟粕，主要是三教归一、佛法无边以及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等等。

　　《西游记》以讽刺、幽默的笔调，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使小说充满奇特的幻想,表现了罕见的艺术想象力 。对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英雄的塑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独创。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有神奇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还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它为后代的神魔小说的形象塑造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

暴露明末社会世态的《金瓶梅》

　　提到淫秽小说，不少人就会与《金瓶梅》联系起来。《金瓶梅》确实有一些关于淫荡生活的描写，但书中相当全面地暴露了明代后期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艺术上也有它独特的创造，因而在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金瓶梅》写作年代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即山东峄县（今枣庄市），笑笑生是笔名，作者的真实姓名尚未考证清楚。书名《金瓶梅》取自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三个姬妾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的名字。

　　小说写的是宋代的人物故事，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作者所处的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事实。作品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为引子，描写恶霸、官僚、豪商西门庆罪恶的一生。书中对西门庆勾结权贵、横行乡里、蹂躏妇女等不法行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腐朽没落时期的统治阶级的特有本性。这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本质和剥削阶级的罪恶有一定的价值。

　　在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金瓶梅》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之前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作家根据长期流传民间的故事、话本和戏曲加工而成的，是人民群众和作家结合的产物；《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另外，在这之前的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帝王将相，就是英雄豪杰，所写的故事也都是重大事件，《金瓶梅》则把描写的重点放到了市井百姓，通过一个家庭的解剖，通过日常琐事的描写来反映社会，开创了“人情小说”的先河，后来《红楼梦》等一批优秀小说的产生，显然受《金瓶梅》的影响是不小的。

　　尽管《金瓶梅》在反映生活和小说创作手法方面有许多成功之处，但它的糟粕和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对所暴露的对象缺乏鲜明的爱憎态度，甚至用欣赏的眼光去描写糜烂的生活，书中存在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秽心污目，因而对青少年有着不容忽视的腐蚀作用。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原是作为艺人“说书”的话本，很早就在民间流传。到明末，一些文人对代代相传的话本编辑、加工，并模拟话本进行小说写作，又通过书商的大量刊印、发行，使白话小说在当时社会各阶层 ，特别是下层群众中起了不小的影响 。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三言”和“二拍”这两个白话短篇小说集。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编辑、加工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４０篇，共１２０篇。因为书名都有一个“言”字，就统称“三言”。“二拍”是明代凌濛初（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在“三言”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 》、《 二刻拍案惊奇》。每部４０篇，共８０篇。“二拍”也是取两部书名中的“拍”字而得名。

　　“三言”“二拍”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的迫害，表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爱情观点。代表作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篇。

　　“三言”“二拍”颂扬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重义轻财的作风和品质，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并从中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社会风气的败坏。佳作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施润泽滩阙遇友》等。

　　这几部书还描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表现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谴责。主要作品有《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灌园叟晚逢仙女》等。“三言”“二拍”由于反映了明末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逐渐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因而受到当时人民的普遍喜爱。

　　“三言”“二拍”在艺术上也有许多新的突破。与宋元时期的话本相比较，它的描写更为细腻，并注重心理刻划，结构也日臻完整，情节更加曲折动人。许多佳作成为中国小说宝库中的珍品。为了便于阅读和流传，姑苏抱瓮老人将“三言”“二拍”加以选编，成为《今古奇观》，是当今流传最广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本。

　　像一切古代文学遗产一样，“三言”“二拍”既寓有民主、进步的精华，也含有封建、落后的糟粕。一些篇章中，充斥着色情描写、因果报应和封建说教。

塑造女英雄的《杨家府演义》

　　《杨家府演义》全称《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作者是明代人。内容与《杨家将》大致相同。

　　全书８卷５８回，从宋将杨业与辽（契丹）作战，身陷重围，碰碑殉节写起，以十二寡妇征西，克敌凯旋后归太行山结束，中间穿插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五代将领的征战业绩。其中对杨门女将的描写尤为生动，塑造了以穆桂英为代表的众多的巾帼英雄形象。作品对宋真宗的昏庸，潘仁美的jiang诈都有一定的暴露。虽然小说中的故事，较多采用民间传说，与史籍记载相去甚远，但它抗御强敌，谴责权jiang，表彰忠烈的主题，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

　　《杨家府演义》语言通俗朴素，生动活泼，有很浓的民间色彩。人物形象较鲜明，特别是写了一组女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首创意义。

讽刺小说的典范《儒林外史》

　　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所作。吴敬梓从小爱好文学，才识过人，青年时代曾多次参加科举，却次次落第；而那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人，却靠着关系和金钱，居然能够高中。特别是当他家业败落后，更受到一些衣冠楚楚的士人的冷眼和嘲弄。儒林群丑的尔虞我诈，趋炎附势，使他洞察了世态炎凉，看透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他以辛辣的笔触写出这部揭露科举制度，鞭挞儒林群丑的长篇巨著。

　　全书５５回，约４０万字，描绘了近两百个人物。书中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划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各种类型的封建儒生和tan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剖析了当时读书人的丑恶变态的灵魂，塑造了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严贡生等一系列典型人物。为了改良社会，表现作者的理想，作品也写了几个正面人物，对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给予歌颂，对不迷恋科举的读书人加以赞扬。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限制和阶级局限，他把希望寄托在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扭转颓风，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作者成功地运用讽刺艺术来表达主题，善于在复杂的生活现象中选择典型情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等，都有着极强烈的讽刺效果。《儒林外史》语言准确精炼，富有形象性，常能用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真伪毕露”。

　　《儒林外史》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晚清的长篇谴责小说大都受到它的影响。

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红楼梦》那样呈现出永久的艺术魅力，使人百读不厌。《红楼梦》问世于１８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年间，原名《石头记》，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的。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腐朽，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一面镜子。它以巨大的表现力，描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

　　作品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真挚爱情，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叛逆精神。作者以同情和歌颂的态度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斗争精神的下层妇女形象，其中有不畏权势的晴雯、鸳鸯，性格刚烈的尤三姐等，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有讲究享乐的贾母，迂腐昏庸的贾政，两面三刀的王熙凤，藏愚守拙的薛宝钗等等。通过这些人物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

　　《红楼梦》全书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绚丽多彩，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成就的最高峰。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王公贵人、黎民百姓争相阅读，当时流行着这两句话：“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鲁讯先生曾高度评价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上，《红楼梦》是大家公认的顶峰，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巍峨的丰碑。此后《红楼梦》的续书很多，但都是狗尾续貂，思想性、艺术性无法与它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