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重视贵州地方志事业，主要表现在他为贵州《大定府志》六十卷撰写序文，并对地方志编写提出的要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林则徐因旧病复发卸任云贵总督职务，归途经贵州普里，时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拜见林则徐，并送上《大定府志》六十卷，请林则徐撰写序文。(黄宅中，字惺斋，号图南，山西河曲人，道光九年(1829年任侯官知县，曾与林则徐相见过。)林则徐归途到贵阳时，黄宅中又来拜见，与“公同晤叙”。曾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关心贵州地方志事业，途中，拨冗写成《大定府志序》，它是林则徐生平为志书所写的唯一序文，全文仅千余字，内容却涉及地方志的各方面。在序文中，可知林则徐早就发现并看重黄宅中对方志的兴趣。他在序文中说：“惺斋太守由翰林改外，领郡县三十年，所至皆有循声惠绩。莅官之始，必访图志，宗朱子法也。初仕闽，见李元仲所纂《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门，喜其详赡，有裨于政，尝欲效之。时闽省方修通志，君宰首邑，旋晋福州郡丞，多所赞襄。……昔余在闽里居，尝亲见君之惠政，比督滇黔，又幸得君之匡益。”从这段序文中分析，道光八年(1828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间，林则徐丁父忧家中守制，当时任闽县知县的黄宅中，曾登门拜谒。在交谈中，林则徐发现黄宅中对地方志很感兴趣，因而，很器重他。二十年后，任贵州大定知府的黄宅中在贵阳又拜访林则徐，俩人重相见，格外亲切，畅谈撰写地方志问题，林则徐能为黄宅中《大定府志序》就说明俩人交情很深。
　　在序言中，林则徐肯定了地方志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网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后之官斯土者，如导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果其循习则效，择善而从，又岂猾吏莠民所能障蔽其所睹哉！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林则徐的这段话，强调地方必须有志，志书不只是收罗旧事以广见闻，它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革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要吸取过去事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林则徐认为，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教育后人等方面的作用，作为地方官必须深入民间直接采访，深入调查，了解民情，还须借助地方志鉴古知今，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可以说，这是林则徐对地方志作用的深刻认识。《大定府志序》是林则徐亲自动笔写的，而且是在熟读志书内容后才动笔写的。序文中指出：“书成示余，且嘱为序。余受读之，为卷凡六十，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距今已百年，此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载记，巨细靡遗，荒服瘠土，搜受綦难，而君竭数年之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已意为增损。”从这段话看来，林则徐认为撰写地方志序要先熟读有关资料内容，还要阅读新志，翻检旧志，将两志内容比较，举出新志的优点等，在把握和弄通志书内容的情况下，才能亲自动笔写序文。林则徐撰写《大定府志序》，就是经过这样实践写成的。林则徐这种重视地方志编写的良好文风实在令人钦佩。
　　林则徐在写完《太定府志序》寄给黄宅中的同时，又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写一封有关地方志编写问题的书信给黄宅中，全文仅500字(包括附笺一纸中的文字)。林则徐在信中对地方志编写的要求及如何搜寻志书资料等提出了见解，主要是：第一，肯定《大定府志》的价值。他在信中说：“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他把《大定府志》与近代名人相比较，他认为只有严如熤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或堪与此颉昂，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第二，提出了为志书作序的己见。林则徐在信中说：“窃念弁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如叙中于书之体例有脱漏者，应请就稿酌添；有触背者，亦祈酌易。总使作者之意尽宣于叙者之言，俾读者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乃为訢合无间。”林则徐把序言看为全书提纲，应该让读者阅后，即能领会全书宗旨。这对当前修志工作颇有借鉴之处。林则徐还恐自己所作序言“未能洞澈窾要”，敦嘱商榷补正，他在信中说：“文章公器，吾辈可共切磋，以六一先生之文尚不惮与人商榷，况謏闻之士乎？”第三，要重视刊本的校勘工作。林则徐在信中说：“现在刊本(指大定府志)未免尚多错字，须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林则徐还为此志作校勘工作。第四，对入志人物的评论与采择，“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轾者”，即不要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论定是非。
　　总之，林则徐为黄宅中写《大定府志序》，还给黄宅中写了一封有关地方志的书信，提出了许多撰写地方志的宝贵见解、要求和建议等，这不但为当时贵州的地方修志工作做出贡献，而且对今日的修志工作也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