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家出了个大学生，而成为全村最穷的人家，日子竟过得如此“栖惶”：寒酸的三间土坯房，除了只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外，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他家最贵重的产业就是一头耕地的黄牛。其实孩子读书已使他欠下了2万远的外债，还有高利贷。大学毕业，他大儿子还得读3年，每年1.5万元，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李静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即使在好年成，两口子不吃不喝也只能挣5000多元，相当于儿子一年花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儿子大学毕业，他家至少还要背上3万多元的债务。

可怜天下父母心，手心手背都是肉，让哪个上学，那个辍学？望都县固店镇十五里铺村村民付盼福的大儿子16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了呼和浩特打工。“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位40多岁的汉子说到“舍一取一”，竟像孩子一样哭了。他对记者说，他知道这样对老大不公平，也并不是偏向老二，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没办法的。付盼福哭着说：让这么小的孩子出去打工，这不是父母造孽吗？

    这种“舍一取一”抉择，却是父母永远的痛，世界上还有哪种抉择比这更痛苦？更艰难？可再难他们还得做出抉择，总不能让两个孩子都辍学？庄稼人懂得：两棵粗壮的菜苗挤长在一起，如果不把一棵移走（或拔掉），两棵都不能开花结果。庄稼人只有拿出痛心的勇气来大取大舍。

   “取一舍一”在农村已是司空见惯，6月11日《山西日报》报道，故城县青罕村的农民王洪印也同样碰上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边都痛苦的抉择。他说，最让他自豪的是儿子，最令他心酸的还是儿子。二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比大儿子好，但大儿子考上了大学只有让二儿子出去打工。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四川省有一对姐弟是“龙凤胎”，俩人同时考上了大学，昂贵的学杂费迫使这个家庭“取一舍一”，可父母无法作出抉择，叫他们姐弟自己作出选择，没想到姐弟俩争着要辍学，眼看就要开学了，再不抉择也就晚了，做姐姐的便对父亲说：“既然我们争着辍学父母又无法抉择，抓阄就是最公正的了。”于是她提出用纸写着上学、辍学，抓着上学的就去上学。没想到这个只早一分钟出世的姐姐竟然在两个纸条上都写“上学”让弟弟抓，弟弟上了大学，而她却在广东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他们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弟，只因家庭贫困供不起学费，只因为早出世一分钟就成了姐姐，命运之神在将一个人推进高等院校的同时也将另一人推向了社会底层。这种“舍一取一”，想来真叫人感慨不已。

    农民把这种“舍一取一”的方式称之为押宝式读书，将宝押到哪个孩子的身上，哪个孩子可能就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凭借努力走出农门；而被放弃的那个孩子，则因为贫困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他们的未来将可能是天壤之别，工作、生活都存在着非常大的诧异。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且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过去我听得最多的“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在农村，只有通过上学从而改变身份，这是诸多农民曾经普遍选择的方式。如今我下乡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读书读穷了家，供不起，孩子认几个字就算了。”农民对孩子上学的看法出现如此差异，是昂贵的教育费用逐渐在堵塞着农家孩子“鲤鱼跳龙门”这条道路。在农村，读书仍被认为是改变下一代身份和命运的捷径，但由于走这条捷径成本太高，致使许多孩子中途退出，甚至连走上这条路的权利都没有。农民痛苦就痛苦在“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几家农民不是“倾家荡产”？教育返贫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现象，不可否认，高昂的学费是辍学的另一“助推器”。

造成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原因，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不少农民从孩子读初中就开始负债，原因是学杂费高，加上学校乱收费，使农民不堪重负。到了高中农民负债的就更多。日前，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谢鸿光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建议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GDP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完全有能力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制。很显然，如果政府能把这12年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孩子从读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农民的教育投资就会减少，辍学率显然就会降低。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和公款吃喝的钱就达6000亿元，只要压缩1/3，就可以解决农村孩子读不起书的大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必然导致辍学率的反弹。如不尽快解决，未来农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下降。因此说，农村义务教育关系到农村发展、农民减负、国家未来发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