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顾与焦虑
――大方作家郑吉平小说漫读
１．导言
进入新世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著名乡士作家蹇先艾先生所描写的“遥远的贵州”，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依靠书写多彩的乡士世界，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花园的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曾经以诗集《面向阳光》获得过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骏马奖”的彝族诗人禄琴，出版了诗集《水中之梅》，把她的诗意空间推向一个更宽润的境界；布依族女作家杨打铁，以细腻、温情的描写见长，也出版了小说集《碎麦草》，获得了“骏马奖”；仡佬族作家王华，依靠其扎实深厚的民间生活经验，先后在《十月》上发表了《桥溪庄》、《傩赐》等长中短篇小说，为中国文坛所瞩目；苗族作家龙潜的长篇小说《铁荆棘》，用质朴而又敏锐的语言抒写了童年的回忆和怀念,抒写了记忆中的苦难，人物和故事有着寓言般的意义,是那个年代人们内心的价值期待和今天人们灵魂的纯净守望；已经出版诗集《蓦然回首》等2部的白族诗人赵卫峰，依靠可能来自于民间“粗民”的qb性语言力量，糅合城市意象，以消除诗歌阅读中的传统意义期待、强调阅读过程的快感与陌生潜意识的“击活”而凸现自身的艺术价值；苗族诗人西楚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诗歌创作的资源，有着特殊民族气质的诗作时常见诸《星星》、《山花》、《贵州作家》等；还有刚刚出版了诗集《月琴上的火焰》的彝族诗人鲁弘阿立及其他民族作家、诗人黑黑、罗树等，构成了世纪初西南一隅的贵州民族文学的星群，成为当代中国民族文学银河中的美丽风景。
在古夜郎属地，黔西北大山里的一个叫阿育寨的地方出生的白族作家郑吉平，近几年来通过他发表在《民族文学》、《福建文学》、《星火》、《山花》、《牡丹》、《高原》等文学杂志上的关注农村，关注民间生活的数十万字的创作，把民间的一些看起来卑微、简单的东西，放到读者目力可及的地方；他的创作，勾起笔者对上世纪以来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种种忘记。本文从民间理论视角，对其创作进行观察。
１．导言
进入新世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著名乡士作家蹇先艾先生所描写的“遥远的贵州”，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依靠书写多彩的乡士世界，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花园的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曾经以诗集《面向阳光》获得过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骏马奖”的彝族诗人禄琴，出版了诗集《水中之梅》，把她的诗意空间推向一个更宽润的境界；布依族女作家杨打铁，以细腻、温情的描写见长，也出版了小说集《碎麦草》，获得了“骏马奖”；仡佬族作家王华，依靠其扎实深厚的民间生活经验，先后在《十月》上发表了《桥溪庄》、《傩赐》等长中短篇小说，为中国文坛所瞩目；苗族作家龙潜的长篇小说《铁荆棘》，用质朴而又敏锐的语言抒写了童年的回忆和怀念,抒写了记忆中的苦难，人物和故事有着寓言般的意义,是那个年代人们内心的价值期待和今天人们灵魂的纯净守望；已经出版诗集《蓦然回首》等2部的白族诗人赵卫峰，依靠可能来自于民间“粗民”的qb性语言力量，糅合城市意象，以消除诗歌阅读中的传统意义期待、强调阅读过程的快感与陌生潜意识的“击活”而凸现自身的艺术价值；苗族诗人西楚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诗歌创作的资源，有着特殊民族气质的诗作时常见诸《星星》、《山花》、《贵州作家》等；还有刚刚出版了诗集《月琴上的火焰》的彝族诗人鲁弘阿立及其他民族作家、诗人黑黑、罗树等，构成了世纪初西南一隅的贵州民族文学的星群，成为当代中国民族文学银河中的美丽风景。
在古夜郎属地，黔西北大山里的一个叫阿育寨的地方出生的白族作家郑吉平，近几年来通过他发表在《民族文学》、《福建文学》、《星火》、《山花》、《牡丹》、《高原》等文学杂志上的关注农村，关注民间生活的数十万字的创作，把民间的一些看起来卑微、简单的东西，放到读者目力可及的地方；他的创作，勾起笔者对上世纪以来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种种忘记。本文从民间理论视角，对其创作进行观察。２．从民间视角观察
“民间”是1990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先生在研究文学史时提出来的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陈先生认为，民间文化形态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于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在现代文学史上，民间是新文学产生的精神和审美资源之一。鲁迅正是通过对民间文化的审视，寻找到我们民族的“病”，而赵树理所创造的大量民间人物形象，苗族作家沈从文构建的湘西，张爱玲抒写的都市民间生活，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厚记忆。
要了解一位作家的创作，应该先了解作家的简要经历：1969年，郑吉平出生在乌蒙大山深处，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通过读书成为国家干部，又在乡级政府工作了十几年。小时候因为生活艰难，曾经天天以马铃薯果腹，把他给吃怕了。前些年搬进城后，虽然马铃薯成了他女儿的最爱，可是他一看想到那个东西仍然觉得恶心。他的这些丰富的经历，民间生活自然成为他关注与抒写的对象。
1．1．郑吉平笔下的民间生活，显现出乡村人性的纯朴、美好、光辉的一面。
在获得2003年度“民族文学新人奖”的小说《李茶叶》（载《民族文学》．2003.9）中，生活贫困，女儿的上学费用都要靠沈局长资助的农民李兴富（绰号李茶叶），在去县城找有意支持女儿读书的沈局长时，总觉得应该拿点什么礼物去才对的想法，正是农村人那种重视人情关系，充满亲和力的民间礼俗在他头脑中反映。李茶叶的“送礼”行为，并不是什么“行贿”之举，而是一个纯朴农民知恩图报的情感表达。当沈局长建议李茶叶把山里的苦茶叶加工来卖时，李茶叶居然说道：“山上的树叶子，那是什么稀奇物，拿来卖钱！”；在给茶叶定价的描写中，李茶叶“发了狠”，也只不过给自己的茶叶定了十块的价钱，连局长都说他“老实得很”。李茶叶参与扫盲班的动因和在与沈局长喝酒时的真情流露，都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纯朴的山里农民的朴实形象。
这些年，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妖魔化了，被某些人看成是城市治安、混乱的根源。但在作家的笔下，农民工并不都是唯利是图，显现的是善良纯朴的一面。在《你在我的城市，我在你的家》（《民族文学》2004.4）中，女主人公李小就遇上了一个带着“灿然的笑”，替人挑重物为生的农民工，只因知道她要到“贵州教书”，就不要她的工钱，展现了农村人知恩图报的文化逻辑。在中篇小说《衣服》（《梵净山》2005.1、2合刊）中，主人公扁担和他的妻子廖春花，面对突如其来的换来的衣服中的两万块钱的巨大诱惑，经过惊喜、恐惧、忧虑和挣扎，最后，还是把钱送到了派出所。
2．2紧紧拥抱艰难的生活和命运的苦难，是郑吉平民间叙事重要内容。
民间是平凡的，然而又崇高的，生活在民间的人有他们自身生活、行动的逻辑。中篇小说《找牛》（《高原》2002.3）中的黑牯，是一个弱小而又坚韧的底层受难者、命运的不屈抗争者，是具有典型性的当代西部农民形象。要理解郑吉平的这篇小说，需要读者熟谙牛对农村人的意义。对以经营牛类产品为生的商贩来说，牛和猪、鸡没什么两样，都是赚取利润的来源；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只知道牛肉干、牛肉火锅、牛奶的消费者，牛是满足他们味觉和营养需要一些形状不同的食物的来源。然而对于农村人，牛是劳动力，是很多穷困人家最重要的财产，还是依靠，是伙伴，是他们的农庭成员。在笔者所生活的农村，只要哪家的牛丢了，乡亲们都会丢下农活自动组织起来，帮主人寻找，把找牛当着一件庄重、紧要的事情来办，可见牛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除了生病、倒岩，农村人一般都不杀牛的，牛都能够活到很老。黔西北民间有着“不吃死牛烂马”的民俗。在小说中，生活在山村中的男主人公黑牯（很有意味的是这本来是对一种有着顽强、力量、不屈精神的牛的称呼）和他的牛，本来生活在一种自足的乡村文明之中，虽然艰难仍可称得上幸福：黑牯拥有令人心动的乡村爱情，牛也有着乡村丰饶的草地和自在的情爱世界。然而，在现代文明的渗透中，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注定要受到冲击。牛因其经济价值被人盗卖了，黑牯也走上了找牛的曲折路途。黑牯和牛，在路上都经历了种种诡谲、贪婪、丑恶的人情世态，一次又一次身心磨难。找牛的过程，就是黑牯那弱小但不屈的生命力展现的过程，就是草根阶层承担与拥抱、抗争艰难命运的过程，虽然这种拥抱与抗争并不是完全自觉的，但是即使是那种温顺、习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在面对苦难是也会拼命反抗，哪怕付出血的代价也要挣脱羁绊的缰绳。当黑牯终于找到他的牛以后，也仿佛是找回了自己，找回了自己的命运一般，抱着牛大哭起来。
在另一篇小说《端阳雨》中，作家为我们叙述了一次苦难：“吴家小伙”在与叶儿约会时，为了趟过村里的小河，在“只能有一个人的生命得以留下的瞬间，他毫不犹豫地把机会给了她”。在文本中，这苦难并不是作家主要着墨之处。作家借两个下乡开展扶贫的干部的眼睛，把失去儿子的二老者和失去恋人的叶儿顽强的承担能力，和那种沉在心底的哀伤展现开来。这篇小说如果从“时代旋律”的角度看，同《李茶叶》一样，都是展现“扶贫工作”的，但是，其动人之处却不仅这些，而在于其中的美好的人性抒写。如果说，老谌和小苟两个扶贫工作队员最后让“小桥”这个地方办起了“农家乐”，走上致富的路子，是实现了他们的扶贫目标的话，那么，二老者和叶儿也以他们的善良、和谐的生存状态，反哺和慰安了在单位上生活失意的老谌和在生活上还幼稚无知的小苟。
2．3民间文化形态中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风格，在作家在创作中有着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表现。
农村人生活在农村，年长月久，农耕文明中的那乐观、通达的精神因素一代代积淀下来，并且成了自在世界的一部分。作家所生活的黔西北，有着各种各样的酒歌、山歌、孝歌、散花、劳动号子、芦笙等民间艺术形式和彝族火把节、苗族跳花节、白族节等民间节日等，它们是农村人在劳累、沉重的生活中，藉以稀释生命的重负与寂寞、体验永恒、达到超越的不可缺少的载体。生活于其中，这些东西自然会成为作家的文学创作资源，在文本生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留。因此，《李茶叶》中的何小会，生活于贫困之中，依然山歌悠悠，唱“打猪草来割白蒿”；《断碑》（《山花》2004.12增刊）中的“她”，才会被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小的收录机播放出来的歌声所吸引，才会在恩爱的丈夫死去之后，冲破自我的心理障碍，弄断刻有自己名字的碑，以尽情去享受那属于生命本身的畅意爱情。
与都市想像中的山村的偏僻落后不同，作家创造的审美世界中，乡村人的生活自然而又美好，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地方，有着自在自足的生命的张力：
水田像明晃晃的镜子，小路像活蹦蹦的泥鳅，河水是风鼓起来的绸缎，山坡是被笔抹过了的图画。叶儿头发像是一挂瀑布，用一绺紫碎布束着，从一顶散发着麦香的草帽里下垂至后腰，在裁剪得恰如其分的碎花布衣裳上晃悠。她步履轻盈，好象不是在起伏不平的山道上走路，而是在舞台上跳着曼妙的傣家担水舞。（《端阳雨》2006.1）
这一段生动而充满自由自在精神的意境描写，消解了叶儿面对的现实生活的艰难与不幸，把叶儿在那种惨痛的人生重压下，开出美丽生命之花的顽强与悲切，充分展现了出来。正如上海大学王光东教授指出的“生命总有向往自由的本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苦难与不幸，但民间的生命总是顽强地去承担或征服它，生命的这种精神总是或强或弱地弥漫于民间大上之上。”
2．4在展现民间大地上人性的美好一面的同时，作家对民间的现实充满了隐忧。
这些隐忧正源自作家对这些民间文化负面性的考量，以及现代性向乡村的扩张。在郑吉平的文本提供的民间世界中，有着许多的蒋银八、白所长等基层民间公共权力行使者形象，这些形象都有着jiang诈、毒辣、见软就欺、以权凌人的共同特征。这些人物身上反映出来的人性的另一面，正是陈思和先生指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藏污纳垢”，“封建性糟粕”。比如在《李茶叶》中，门卫对朴实无知的李茶叶的盘剥，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却让人对李茶叶今后的经商道路和是否能够坚守民间的道德价值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在《衣服》中，设局把装有两万块钱的衣服换给小生意人扁担的外来投资商人董总，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担当民间生活“批判者”角色，而且，他在赞同和表扬扁担两口子的不贪财、不占便宜的民间价值观的同时，却把“代理煤矿经理”的重任委托给好色、胡乱开口骂人、把钱当作老大、蛮横不讲理的王老三。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来对照，作家的这一安排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和忧虑：民间文化真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落后的，错误的吗？有着丑陋一面的现代文明对乡村的粗鲁的渗透真的那样具有正义性吗？民间世界的纯朴与善良真的与经济发展不相容吗？
《有这样一只鸡》（《福建文学》2006.10）这篇小说中，不管是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贫困农户丁二拐，还是村干部蒋银八和全村的老少，都满怀改善生活状况的焦虑，盼望着“上级”的到来，吃掉他们为上级准备的老公鸡，好给他们修路、送民政救济。但是，鸡都老死了，他们等的人都还没有来到，当笔者读到丁二拐感叹“世间会有老死的鸡”时，一方面感觉到民间的被遗忘，另一方面也感觉到民间的浮躁情绪，感觉到民间已经失去了它的自信，这同样令人担忧。
《金榜题名》（《星火.中短篇小说》2007.2）这篇小说，以真实的生活经验、生动形象的描写叙述农村人求学生活的艰难，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底层群众那种不懈奋斗、争取更好生活的充满功利色彩的观念的充分理解。“我”这个叙述者对农村人那种拼死也要离开乡村的精神的赞同，对于有权利去追求个人认为是更舒服的生活的人类来说，自有其正当性，然而，这却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民间生活就是苦难和绝望的同义语吗？这种感知是乡村民间内部本身存在的，还是为外界的文化冲击所刺激而引发？我想大概显然是后者。
在《黄继承的理论》（《山花》2005增刊）中，那个成功摆脱了乡村生活，当了国家干部的卑微的小人物黄继承，一辈子也没能当上一个小小的科长，生活在苦闷之中，最后也如同生活在民间世界的典型的农民代表阿Ｑ一样，以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黄继承的一生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他的生活与一个李茶叶似的农民相比，有什么更快乐与实在的得意之处。在郑吉平目前为止发表的小说中，这是一篇唯一不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然而它提供的却是一个“反证”。
３.一点反思
正如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在评论郑吉平的小说《李茶叶》时指出的：“小说由此折射今天在农村、在基层太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洋溢着泥土的芬芳”，作品中的人物“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形象，真实可信”。纵观郑吉平的小说作品，民间生活与生命都是其叙事的主要资源，其文本的艺术魅力来自于那种对民间深情而体贴的对民间生活的关注。郑吉平的这些小说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还生活在什么位置和阶段，我们还站在何处。
当下，我国社会在加速转型，旅游、装修、私家车、基金、艳遇和身体成为当下都市生活的兴奋点；鳞次栉比的建筑群把我们的视线一再高抬，膨胀的欲望彩云一般吸引着我们，几乎让我们中的有些人忘记了自己的两脚仍然还站在地球上。发财的冲动使大多数的农村以贫困为耻，为了一夜暴富，“搞到事”，拼命用非道德不合法的手段掠取财富，这就发展成以诚实忠厚的民间道德操守为耻，以做遵守法纪的公民为耻，最后发展成以违法乱纪为荣，笑贫不笑娼。如果说上世纪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共名是“革命”，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共名就是“发财”。在很多人心中，考大学、当官、做学问、搞艺术，最后都不过是通向财富的手段，终极目标都是“发财”。同样，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也以城市为中心，当下的乡村世界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
当下中国的大部分人仍然是农民，中国社会仍然并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农业社会。作为以“社会精英”自认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家们，如果忽视这些存在，对当前的农村现实熟视无睹，其一向自诩的良知和道德会令人生疑。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机制应该会产生的反应。关注脚下的土地，而不仅仅是“头顶的星空”，正是郑吉平的创作带给我们的价值与意义。我想随着作家生活经验的丰富和对所生活的本土文化、本民族文化的和现代文明与文化思考的深入，其对民间美学空间的挖掘会更加成熟与丰富、深刻。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2-13页。
[２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62－174页。
[３]艾克拜尔．米吉提：《新人是文学的希望》，载《民族文学》2004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