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收集）贵州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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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旭：
（1812-1866），字石知，号晓峰，清朝贵州桐梓县人。幼年丧父，青年时代随其叔至山东腾县祖父官署居住。先后游学吴楚，阅历学识极富。回桐梓后，曾九次乡试不第。长期居家课读，与"西南世儒"郑珍、莫友芝情谊深厚。曾任桐梓、荔波教谕。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任荔波县教谕时，以实绩加翰林院孔目衔兼署都匀府教授。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民起义军攻破荔波县城，旭受重伤后投江死。赵旭博学多才，关心桑梓的文化事业，曾采访桐梓掌故，编成《桐鉴》6卷、《被桐鉴》1卷、又编成《桐梓耆旧诗抄》1卷、《桐梓艺文志》4卷、《文学尔雅注》1卷、《琴鹤堂先泽拾遗》1卷、《蜀碧补遗》6卷。赵旭一生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著有《播川诗抄》8卷，选诗500余首。又有《播川全集》50集。一生坎坷，长期居住在农村，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较了解。他写的诗，多反映贫苦老百姓的疾苦，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大胆揭露清军的腐败的社会的黑暗。语言朴质无华，通畅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2、汪承潮：
字小瀛，号祖龙坑外人，贵州贵阳人。画家。工山水人物，能写真。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绘黔中名胜。
3、王立中：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入翰林院。
4、 安淦辛：
清朝贵州水西人。奢香后裔。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他禀请为奢香立碑于墓前，又修奢香祠于墓侧，立"奢香夫人故里"石柱标志于路旁。
5、陈钰：
（1814-1869），字二如，号一指山人，清朝贵州贵阳人。贵州籍指画名家自幼不喜科举，醉心水墨绘画，未到中年画名即已遍黔中，因用心过度，40度后双目失明，经数年治疗，重见光明。擅长指画，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最精。书画造诣甚高，可惜局于黔疆，无缘与海内外名家交游，难显其名声。陈钰的人物画，到民国年间仍有为其族人保存者。计有《一指山人行乐图》、《十八罗汉册》等。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其画数种，有《钟馗破扇图轴》、《墨笔山水花卉散页》（十页）等。
6、何德胜：
（1814-1867），字安国，本姓刘，呼为刘二、何二，清朝贵州黄平木老坪人。农民起义军黄号军首领。生性倔强，好打抱不平，对清政府滥征捐税，强行"折征"的政策极为不满。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在瓮安天文组织起义，用黄布扎头，史称黄号军。建立有上大坪、轿顶山等根据地。九年（公元1859年）十月攻入开州，十年（公元1830年）四月拟攻贵阳，已进占乌当，击毙守备戴雨先，因提督田兴增援，遂退至开州、平越、贵定等地与官军进行争夺战。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相继击毙后补道赵国澍、守备袁学先、千总孙德胜、副将何显士、知府戴鹿芝、知县白婪蟾，游击商肇淮、郭开贵等文武官员，攻占修文，与另一农民起义军潘名杰联合拟再次攻贵阳，已进兵至小关、茶店等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又攻破长顺、长寨、定番、其势力达到安顺、安平，击毙守备王三锡、游击田庆宜、黄德正、都司李洪林、唐万全、千总苏一相等。同治四至六年（公元1865-1867年），又破清镇县，入息峰，击毙副将叶有贵、倪朝荣等。征战黔境十三年，纵横数百里，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使清政府为之震慑，视为"腹心之患"。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十月，病逝于轿顶山军中，其起义队伍由其妻领导继续坚持斗争。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清朝廷调集大军前来镇压，黄号起义军最后失败。
7、舒光富：
(1814-1855)，乳名舒大，民间称他舒裁缝，清朝贵州遵义人。幼读私塾，成年随父业盐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参加独山杨元保农民起义，拉开了贵州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起义失败后回家。是年八月，与桐梓九坝场杨龙喜率千余人起义，攻占桐梓县城，以"除暴安民"为宗旨，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场）为中心，包括兴州（桐梓）、新开（仁怀）、遵义城周围的根据地，尊舒光富为江汉皇帝，杨龙喜为都督大元帅，改咸丰四年为江汉元年，开仓赈贫，得到了广大农民拥护，队伍发展很快，壮大到两万多人。后率军南下，攻娄山，战板桥，占仁怀，并准备攻打遵义，并出击黔西、绥阳、正安等。因朝廷派云南总督罗绕典率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官兵围剿。起义军失利，南退归化（紫云）、罗斛（罗甸）、都匀、独山、麻哈（麻江）、平越（福泉）、瓮安、余庆、石阡等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4月，杨龙喜举家殉难于石阡的葛彰河边。舒继续率队奔松桃，过思南，回桐梓，后在遵义土窑失败被俘，壮烈就义。此次起义，对川楚震动极大，为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起到了奠基作用。
8、 谌厚光：
清朝贵州织金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进士。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任山西大同府知府，勤奋有为，玉河涨水时他组织修堤护城，平市商限息调剂，其盈虚缓急定为每年三限，商民称信。至仕归。
9、胡万育：
字仁山，清朝贵州黎平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贡生。遵义黎柏容为开泰校官时，胡万育与之唱和颇多。著有《容膝山房诗集》二卷。
10、何开瀛：
字莱仙，清朝贵州清镇人。书画家。生活于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曾为贡生，善书画，尤精兰竹。
11、赵钟域
字省三，又字友莪，清朝贵州普定人。画家。生活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曾为廪生，善画蛱蝶鱼虫。
12、杨沂秀：
字鲁川，贵州镇远人。为果勇侯杨芳之侄。系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曾任陕西鄂县知县等。其女儿杨林贞工书画。
13、田溥：
字雪樵，清朝贵州绥阳人。画家。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年间贡生，工水墨山水画，师法董、巨。
14、徐樗：
清朝贵州铜仁人。清道光（1821-1850年）中监生。《黔诗纪略后编》录有其诗，并称善画。
15、史荻洲：
字胜书，清朝贵州黔西州（今黔西县）人。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与黔西诗人、书法家张琚结"桐荫诗社"。十五年（公元1835年）中举人。他与清镇诗人戴粟珍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二人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同到吉林大安从政。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上下，交情亦最深"。后来荻洲客死辽宁任上，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这种至深至厚的情谊至今传为美谈。史、戴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史荻洲著有诗集《秋灯画荻诗抄》。
16、任必达：
字裴然，清朝贵州清平县（今凯里）人。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1850年）。初参幕务，后杜门不出，居家著述。著有《清平县志稿》四卷。又工诗文，书法亦重笔墨外间韵味，远近识者，无不赞赏。
17、杨开秀：
字实田，号云卿，贵州绥阳县人。应乡试久不中，直到五十岁才中举人。一生以教书为业。道光末年到遵义禹门寺设私塾，各乡学生多慕名来读书，寺中房舍全住满。黎庶焘、庶番、兆铨、光普和庶昌等都是他的学生。黎庶昌为文，多得力于杨先生。此时的禹门寺私塾盛况足以与乾隆年间黎安理执教时相辉映。晚年力学古文奇字，撰有《古文异训》，成一家言。惜未完成而逝，终年67岁。
18、郭超凡：
（？-1858），字小袁，贵州清镇人。幼时聪明好学，十七岁时就很有文名，学者徐光文给他起名"超凡"。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中进士。先在贵州兴义府任教授六年，兴修试院，擢拔人才，张之洞皆出其门下。鸦片战争后，于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调广东作官，历任饶平、东莞、香山知县和广州知府。他不畏qb、不惧洋人，平息地方械斗，擒杀海盗"天公大王"，矫正考场弊端，多次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欺凌和攻打，从而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刘訚誉其为"名儒"、"名将"。只因广东总督叶名琛忌才，被其压抑，不能大展雄才。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5月30日，终因积劳成疾，抑郁早逝。死后，朝廷赠"太仆卿"。
历史上的50位贵州名人（中）
19、 莫庭芝：
（1817-1890），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清朝贵州独山县人。"西南世儒"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历任永宁州学正、安顺府学训导、思南府学教授、贵州学古书院山长。一生执教四十年，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和黎汝谦还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三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壁之誉。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他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与同时书画名家孙竹雅、吴茗香相知，故诗词集中题画之作亦不少。
20、柳天成：
（1817-1871），清朝贵州都匀府人。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贫苦，饱受压迫，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五月在都匀坝固领导苗族起义，进军鸡贾河，建立根据地，众推柳天成为王。柳天成足智多谋，勇敢善战，他领导的义军活动于都匀、独山、荔波、都江、八寨、麻哈、大塘、贵定、平越、瓮安和罗斛等地。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攻战麻哈，击毙提督佟攀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六月，在羊安与贵州提督张文德激战，歼敌近万名，使总兵、副将当场毙命，使张文德负重伤，取得了自张秀眉义军黄飘大捷之后的又一大捷。由于清廷调重兵围攻，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四月，鸡贾河根据地失陷，柳天成退守内外套，不幸被叛徒暗杀身亡，起义失败。
21、周灏：
字子纯，清朝贵州贵阳人。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举人，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先后任沙河、定兴（保定）、正定知县。后因遭弹劾落职讲学，昭雪后复职，署甘肃故城。因罹瘟疫，卒于任所。灏性廉爱民，总督刘长佑疏闻，奉旨于正定建专祠。
22、吴寅邦：
字清臣，清朝贵州永宁州（今关岭县）人。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拔贡。历任安顺、清镇、贞丰书院讲席，参与纂修了《安顺府志》。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曾亲到贵州关岭县境内红岩碑古迹岩下，将红岩碑再拓了一道，分别分送各处，红岩碑的真面目，始比较容易与社会见面，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古迹红岩碑的研究作过贡献。
23、黄国宾：
号西樵，贵州铜仁人。书画家。道光十二年（公元1837年）拔贡。善书画，喜作米家山水画。
24、付寿彤：
（1818-1887），原名华赓、更昶，字青余，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举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进士。入翰林院、历任归德、南阳、开封知府、河南汝光道、河南按察使等。工书法。著作有《孝经述》、《古音类表》、《孔庭学裔》、《淡勤室诗》、《湘漓别志》、《十六国年表》、《吴越游记》、《吴越归程记》、《淡语》、《真录篇》、《古文辞》等。善书法，幼年随宦粤中，服膺许郑之学，乡试时为学使何绍基赏识，何书"实事求是"赠之。寿彤书法师何绍基，四体皆工，中年精研晋草运腕这之妙，尤得道州真传。晚年居长沙，该地书家甚多，而傅氏书名特彰，求书者应接不暇。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卒于长沙，与妻刘氏合葬于浏阳南乡渡头市淡庄。
25、傅有赓：
贵州贵阳人。学者。他于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撰写了《三国志音证》。古代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编写了一部《注三国志》，成为人们研读《三国志》不可缺少的辅助与参考材料，但它亦非完美无缺。傅有赓的《三国志音证》，为其补缀音义之不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26、萧尚卿：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进士，入翰林院。
27、潘新简：
（1819-1869），清朝贵州荔波县人。水族农民起义军领袖。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三月发动水族农民千人在九阡、莪蒲起义。提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口号，他们吸取了太平军的一些好政策，建立了九阡山根据地，号称辅德王。他们支持战斗十多年，义军发展到四万人，在太平军别遗队余诚义、黄金亮以及都匀柳天成，都江罗光明，张秀眉义军部将高禾、九松等各路义军的积极配合下，转战于黔桂边区，控制了大半个荔波县，曾五占荔波县城，南窥思恩，北图都匀、独山，打死荔波守备更玉麟,千总王代龙等。义军的强大，引起了清廷的不安，派广西、贵州清军围剿，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九阡失守，因叛徒出卖，潘新简被俘，牺牲于桂林。
28、胡长新：
（1819-1885），字子和，贵州黎平县人。幼受业于莫友芝、郑珍，学有根柢。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举人，次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因受其父被降官职的影响，淡于荣进，弃知县不就，改任贵阳、铜仁等府教授。学使以学异推荐他，擢升翰林院典簿，又不受。遂辞职还乡，主讲于黎平书院，终老不倦，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著有《籀经堂诗钞》、《籀经堂文钞》等，校刊《三忠合编》，擅小篆，得秦汉古玺遗意。其《闻升京官》诗，描述了作者闻调升京官消息后思想感情的波动和变化，抒发了作者对升迁官职的淡漠，流露了对官场的厌倦，表现了作者恬淡自守的情操。
29、戴粟珍：
字禾庄，别名吴兰雪，清朝贵州清镇县人。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举人。他与黔西举人史荻洲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因而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道光中期，二人到吉林大安从政，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下，交情亦深"。后来史荻洲客死异乡，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并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这种至学至厚的情谊直今传美谈。戴、史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粟珍著作有《对床听雨诗》、《诗钞》、《补遗》、《南归草》等。
30、杨元保：
（？-1854），清朝贵州独山人。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初，杨元保之父带众抗捐被捕入狱，惨死狱中。杨元保怀着深仇大恨，在太平军推动下，于二月份领导布依族、苗族、水族、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数千人在上司起义，提出"顺天成道，打富济贫"的口号，连续击败八寨游击和独山州牧，攻克都匀平舟司，占据通往独山、罗甸、大塘和广西南丹的要道。声震独山、都匀和荔波三地。因贵州巡抚蒋蔚远调集官军围攻，力量众寡悬殊，不到三个月，起义失败。杨元保在广西南丹州属昔里山被俘，在贵阳英勇就义。这次起义点燃了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的烈火。
31、杨凤：
（？-1855），又名杨龙喜，清朝贵州桐梓人。农民起义领袖。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八月，与遵义人舒光富在家乡桐梓九坝场发动起义，以"除暴安民"为宗旨，反对"折征"，自称"黄兵"，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场）为中心，包括兴州（桐梓）新开（仁怀）和遵义城周围的根据地，尊舒光富为皇帝，杨凤为都督大元帅，建号"江汉"，发表反清复明和安民免粮告示，开仓赈贫，得到了广大农民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清廷派云南总督罗绕典率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官兵围剿，起义军南退归化（紫云）、罗斛（罗甸）、都匀、独山、麻哈（麻江）、平越（福泉）、瓮安、余庆和石阡等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四月，杨凤举家殉难于石阡的葛彰河边。余部坚持斗争到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才最后失败。此次起义对川楚震动极大，为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起了奠基的作用。
32、 黎兆祺：
（1820-1885），字叔吉，号介亭，清朝贵州遵义县人。黎恂第三子，府学附生。从长兄光勋及外兄郑珍学诗，研治宋学。咸丰年间，贵州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他与从弟黎庶蕃等创办团练，督促乡民修筑禹门寨墙垣，据此与农民义军对抗。后任过知县、知府。曾到南京投奔过曾国藩，后又到云南作官。因不习惯官场生活而归，定居贵阳，著有《息影山房诗钞》。
33、杜瑞征：
（1820-1895），字熙甫，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少孤，警敏有大志，由军功通籍授渠县令。赴任第二年，值大旱，灾连数郡，征倡捐银、粟，积极赈贷，救活无数生命。在任九年，举学田，创置官痘等诸多有益事。继升酉阳直隶州，办厘盐，督堰工，率兵解犍为围。因功晋新宁知县、又秀山知县。再任阆中知县，该县历患水灾，征为该县筑长堤，建坝堰，使百年之患得以平。后年老告归，教子孙成名，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病逝，享年七十六岁。著有《闲斋诗草》、《且学为政集》等。
34、冉廷桂：
号希一，清朝贵州贵阳人。画家，生活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61年），擅画山水人物,临摹李仰亭人物可乱真。其山水画，有一扇页传世，落款"道光乙已春仲画于天香书屋"。其画笔力饱满，颇具理法。
35、吴人杰：
（1822-1907），又名朝俊，苗族，清朝贵州都匀人。黔南地区反洋教农民起义领袖。早年曾参加过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三月，领导了都匀内外套（基长、潘洞、富河）的苗族、布依族农民起义，提出了"杀洋人，灭洋教，打教堂"和"灭洋兴汉"的口号，独山、荔波、都匀、八寨、定番、清江、丹江等地群众纷纷响应，参加起义的群众达二万多人。起义军摧毁了都匀、凯口的天主教堂，狠狠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在布依地区的侵略势力，人民群众亲切友好地称吴人杰为吴三元帅。经过一年的斗争，由于帝国主义、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起义失败，吴人杰被捕，在都匀就义。
36、周婉如：
（1824-1864），自号"纫湘女史"、"吟秋山馆主人"，贵州毕节县人。著名女诗人。其父周凤冈为清朝道光年间翰林，官四川绵州知府。周婉如自幼天资敏慧，聪明好学，能吟诗填词，又擅长书画，通晓音律。随父寓居四川十余年，已交流于诗文名流中，因才华出众，被称为贵州才女、"不栉进士"。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嫁给贵州大家府（今大方县）黄育德为妻。结婚时，闹新房，时至半夜三更，人们仍然纠缠不休，要她十步作诗。她口占道："深深一辑谢诸君，奴本无才不会吟，记得唐人诗一句，春霄一刻值千金"。结婚后，夫妻十分恩爱，经常作诗吟和。另外还和当地女诗人陈枕云、外侄章永康、姨侄杨绂章等名人学士往来酬唱不绝。不久，丈夫赴省应试，她填《醉花阴》一词："帘卷西风寒欲透，感别愁依旧。一院木樨香，梦魂影里，正断肠时候。秋来人共黄花瘦。冷帕香盈袖。漫道人团圆，思量归期，应在重阳后。"该词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为后人所称道。后丈夫出任广东藩库厅承。因兵燹频年，音信乍续乍断，夫妻分居两地，家道中落，生活艰难，在贫病交加中度日，直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与丈夫取得联系。如是起程赴广东，一心想往与丈夫早日团聚。谁知又遇兵乱，只得折回四川云阳，寄寓于其妹婿云阳县令杨某官邸。不久，丈夫噩耗传来，她悲愤填胸，旧病加剧而逝，年仅四十岁。主要著作有《吟秋山馆诗抄》、《词钞》传世。其诗有浓厚的乡土味，又有鲜明的时代感。前期作品多写少女闺情和婚后幸福生活，轻松细腻，生动明快。后期作品则感情沉痛，笔端饱含血泪，同情人民疾苦，暴露战争残酷惨象，令人同声一哭。
历史上的50位贵州名人（下）
38、王汝霖：
（1824-1860），字泽民，晚号鹿仙，贵州瓮安县人。曾官广西候补府，清朝咸丰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举家避乱，后被委以参军之职，三个月即辞去。后居广西德胜乡，业医种药以养母。平生爱好经籍，尤喜吟咏，著有《鹿仙吟草》诗集。
39、周之冕：
（1824-1889），字藻庭，号文轩，清朝贵州安顺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举人，十年（公元1871年）进士。以知县补直隶。他不乐仕进。后任贵州镇远教授，主讲风仪书院和贵山书院。学博行端，为时贤所重，善育人才，培育出了状元赵以炯兄弟，还有黄桂鋆、姚大荣等一批人才。擅画花、鸟、走兽等。贵州省博物馆藏有其画《坡草雌兔图》立轴，色花点叶，淡着色，似工笔而实为写意。
40、安履贞：
（1824-1880），字月仙，一字廉娘，贵州威宁人。彝族女诗人。幼年丧父，由母抚养成人。其兄安履泰，字阶平，博学多才。受其哥教诲，安履贞工诗能文。由于家遭横祸，她几次决心殉身申诉，后屈从母命未果，被誉为继奢香之后的水西奇女。十九岁与余昭成婚，夫妇二人瑟甚笃，互相砥砺，时相鸣和，诗文益增其美，其诗明白如话，淡中见奇，平中赋以新意，有《园灵阁遗草》一卷传世。其中思亲吊弟伤女之作，字字血泪，感人肺腑。
41、杨文照：
字得天，号剑潭（昙），清朝贵州贵阳人，少孤，家贫，节母教养以至成名，肆业贵山书院，有"城南才子"之称。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与傅青余、何梦庐、谢岐园同科中举人。清朝道咸年间，贵阳称诗者以青余、梦庐、剑潭为有名，剑潭尤为才藻。但剑潭先后七次礼闱不第。时中原兵荒马乱，青余治兵豫中，转战大河南北，因道路阻塞，剑潭入幕青余府。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考取内阁中书，以通判分发广西补用，保升直隶知州。剑潭诗名早树，但历以坎坷，所到多吟咏，有《北上联吟集》、《赵河感旧诗》、《芋香馆集》等诗集。
42、 何鼎：
字梦庐，一字丹邻，清朝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举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进士。官叶县知县。罢官后侨居汴梁，置园种海棠三百株，以诗酒自娱。著有《游嵩日记》、《游终南太乙小记》、《蔬香小圃漫录》等。能诗善画，其《题画赠智水》诗云："仙掌曾闻擘巨灵，云烟咫尺幻真形。老僧自爱他山色，偷取飞来一段青。"
43、陶新春：
（1825-1867），清朝贵州威宁县人。黔西北农民起义领袖。苗族，出身贫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五月，他与其弟陶三春及杨光宗集合苗、彝，布依族群众一万多人在威宁韭菜坪起义，建立了猪拱箐和海马姑两个基本点根据地，建立房屋，分田于民，实行屯田制，曾接待过太平军石达开部将曾广依和李福猷两支部队，与之配合作战。陶新春起义军先后打击了毕节、威宁、水城、平远、大定的敌军，并攻占了彝良、威信、镇雄、古蔺、高县、珙县、筠连、叙永等地，控制了川、滇、黔三省边境广大地区。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清云贵总督劳崇光派署理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滇军七八万兵力"围剿"。在猪拱箐保卫战中，起义军造的石火轮发挥了威力，战争相持半年有余。后被混入义军中的土目安履宪出卖，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猪拱箐、海马姑等根据地相继失陷，陶新春被俘，在黔西城英勇就义，历时十二年的起义失败了。
44、余珍：
（1825-1864），字子孺，号宝斋、海山、坡生、彝名龙灼，清朝贵州毕节大屯人。彝族诗人，世袭大屯九世土司。早年因社会动荡，改文习武，被授予都司，因坚壁清野有功，诰授武翼都尉，戴兰翔，并任大屯土千总。自幼受其父余家驹影响，富文才，著有《四余诗草》传世。又擅长书法绘画，其名声闻于黔、川、滇三省。书法楷字宗颜真卿，草书学怀素，特喜作臂窠大字，龙腾虎跃，甚有气势。画以山水为主，得倪云林心传，萧疏淡远，与字之雄强恰成对比。至于花卉、虫鸟、人物，莫不悉心研习，皆有可观。还博收藏，蓄有古今名印三百余枚，古砚五十余方，金石碑版，名人字画乃至古玩花木，搜罗甚富。
45、李朝仪：
（？-1881），字藻舟，清朝贵州贵阳人。他是著名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叔父。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任直隶（今河北）平谷知县。三十年（公元1850年）调任三河知县，捐廉创建书院。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任大兴知县。三年（公元1853年）晋南路厅同知。四年（公元1854年）任东路厅同知。五年（公元1855年）蝗灾，他尽力灭蝗，又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宁河、营城、北地、大沽等处修筑炮台。九年（公元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进攻大沽，他协助僧王击退大沽英船。十年（公元1860年）分办直隶团练。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顺德知府，参加镇压捻军。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任广平知府。五年（公元1866年）任大名知府。八年（公元1869年）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为一省司法长官）。任河道八年，修永定河有功，成绩卓著，人民为之立祠。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四月升山东盐运使，九月署山东按察使，十一月改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他治家甚严，对于子侄中，独爱李端棻，视为已出，待之甚厚。李端棻受其影响，立身行事，一如朝仪，后任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维新派大臣。女儿李惠仙嫁给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志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李朝仪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病逝于任上。历官三十七年，勤政爱民，始终一致，有古循吏风。
46、梁宗鲁：
字诚一，贵州桐梓县人。清朝道光廿五年（公元1845年）举人。早年著有《腊梅诗草》，均未见传，赵旭凭采辑《桐梓耆旧诗后集》中录有其诗五首。其诗反映了民间疾苦，极度愤恨官吏贪残，采用白描手法，语句浅显明快。
47、赵廷璜：
字仲渔，号二山，别号慕青山孩，贵州遵义县人。早年从郑珍受许、郑之学，旁及金石篆隶之书与诗古文辞。补县学生员。因农民起义罢乡试，便入川游慕于各司道衙署，又从莫庭芝讲性理之学，从布政临习包世臣书法，后随授黔川军入黔，以军功保知县、同知。后调任四川大宁、富顺等县知县。得丁宝桢赏识，协办四川盐务。黔中大饥，又协助华国英购川米入遵赈济。著有诗文各稿，舟行落于水中，剩《慕耕草堂集》一册，《新宁论蒙诗九章》等。
48、郑淑昭：
（1826-1877），字班班，清朝贵州遵义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郑珍是"西南巨儒"，弟弟郑知同也是诗人。在父亲的影响薰陶下，从小喜欢读书，也学着吟诗填词。后嫁赵廷璜为妻，丈夫长期游幕四川，家庭重担全由淑昭支撑，侍奉翁姑，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她亲课子女学业，勉励子女励行力学，三个儿子赵怡、赵懿、赵恒均中举人。她平时亦喜欢写诗，但随写随弃，死后，由长子赵怡辑录56首，并载入《黔南丛书》第三辑中。她是贵州历代女诗人中有诗集传世的三者之一。她还是养蚕缫丝的带头人。她去四川大宁知府署丈夫任所探亲时，见署后旧多桑，春天，她率女媳仆妇采桑树养蚕数十筐，缫丝若干两，在当地提倡养蚕，鼓励老百姓亦农亦副，发展生产。
49、 黎兆铨：
（1826-1895），字季和，号衡斋，贵州遵义县人。黎恂第四子，以才干见称。曾协三兄兆祺办团练，守堡寨，与农民起义抗衡，又为楚军运送粮秣，因功赏知县。后入云南以知县补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置理寻州（今寻甸县）知州五年，又历任安宁、昆明、镇雄等州县各一年。关心人民疾苦，敢于抗拗上司的乱命，救民于水火，云南总督岑毓英搞了一套征兵办法，视州县大小规定名额。凡征兵一人，随征兵饷四两白银。兆铨毅然抗征，并上书巡抚，言其征兵之弊，终于停止征兵。不久，为运京铜,又要各州县征马,每征一匹马，随征马料银二两，寻州要征马三千匹,兆铨又言寻州不产马，抗命不征，经一番争执，上司终于废弃。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总督岑毓英决定把曲靖八属回民迁往寻甸，再以寻甸汉民去充实回民原住地区，阴谋坑杀回民。兆铨又向岑毓英请命，愿以全家数十口保回民不再反，先后陈述达三年之久，岑氏才应允，回民感激涕零。还曾两次主持谳局（审判案件衙门），平反冤狱数十起。后因错失被吏部议处，罢官而归。
50、赵国澍：
（1826-1863），字慰三，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青岩镇）人。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用石砌修补青岩城垣，对家乡屡有贡献，因功得按察使衔，花翎侯选道。他能文能武，关心地方文教，严格教子。他的四个儿子中，四个中举人，三个中进士，其中二儿子赵以炯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还有一个儿子中经魁，在科举时代，可谓殊荣，为贵州前所未有的举国惊异。他热情爱国，敢杀洋教修士，造成了轰动全国的青岩教案。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在贵阳地区进行种种侵略活动。他们勾结地方势力，强占民田，强征百姓服劳役，他们的种种罪行，激起了贵阳人民的无比愤怒，也使贵州官府厌恶。贵州官府曾发出"秘密公函"，禁止用传教煽动人心。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端午节，青岩各族人民群众依照当地风俗上街"游百病"，与洋教大修院的修士发生争吵，被修士推打。赵国澍闻讯，急派团兵围困大修院，并发出驱教令，五天后，查抄了大修院，逮捕四名修生，并火烧大修院，尔后，在贵州提督田恕的秘令下，将四个修生斩首，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掀起了贵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这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赵国澍因青岩教案被撤职。同年四月，仍督练勇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贵阳郊区百宜被围，逃至除家堰时，被农民起义军击毙。
身为一名贵州人，对贵州的名人不清楚，不能说不是遗憾！此贴将陆续向你介绍贵州的名人，让你消除这个遗憾！本贴为收集贴，凡有知贵州的名人的，欢迎补充介绍。
哈哈，只要上出名的人就是名人，名人，流芳百世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
看客需知，此名人仅考虑出名之人，并未考虑名声好坏。
贵州近代名人－－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字仲尧，曾用名邓恩铭、黄伯云，邓又铭、佑民、一民、建勋、丁友民等。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荔波县水浦村板本寨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
邓恩铭的先世由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迁来，在荔波定居已有八代人了。先世为自耕农兼家传草医，到了祖父邓锦庭这代人，仍然是农忙在家务农，农闲外出走村串寨，采药行医，祖母在大路边开小饭铺。到邓恩铭父亲邓国琮这一代，家中人口逐渐增多，只有二亩多田不够湖口。又租种了五亩多田，但经济仍十分困窘。1950年，邓国琮将全家迁至城内北街木屋居住（今邓恩铭烈士故居），以行医卖药为业，后来又在城内十字街口，与梁家合伙开设了一间“双合号”药铺。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做些布鞋、绣花并推豆腐卖，赚些钱贴补家用。
恩铭在同胞姐妹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在兄弟三人中为长子。他自幼聪慧懂事，逗人宠爱，被长辈取名“老乖”。四岁时，他在母亲的身边，时而拾掉在地上的黄豆，时而拿水瓢往磨子里添水，时而往灶里加把柴，时而撵走跑进屋偷啄食物的小鸡，有时又扑到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地学着私塾馆中学生的读书声。
恩铭六岁时，启蒙于本城名儒蒙但初开设的私塾。他勤奋好学，每次背书都琅琅不断，熟练流畅，深得蒙老先生的赞赏。辛亥革命那一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设于原荔泉书院内）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讲经、历史、地理等课程。校中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采用亲朋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此时，恩铭已经懂事多了，晓得家里供他读书不容易，更加勤奋，因此，他各科成绩都很好，是全校的高材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文化知识的丰富，他已在关注着国事和天下事。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消息传到荔波山城，群情激愤，高树楠老师立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邓恩铭参加了演讲行列。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抵制日货要全国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当官的和财主们应该首先拿出爱国行动来，在你们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参、海带（当时从日本进口）”。他还将自己穿的一双东洋补袜子当众烧毁。短短十几年的世事风云，对渐懂世事、好学深思的邓恩铭产生深刻震荡。他经常思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使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呢？教科书里找不到答案，老师的回答也不令人满意。因此，他内心里酿成一个愿望—到外地去求学。
1917年，过继到黄家的叔叔黄泽沛在山东池知县，来信要家眷到山东去，信中也提到要侄儿邓恩铭一起去山东求学。次年，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两等小学堂，与婶母和堂弟一道离家远行，走向那更为广阔的天地。
1918年春，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读书。在读书中，他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和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学生热烈追求真理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他。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正当要求的消息传来后，邓恩铭悲愤异常，和济南人民一起发出了“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失，都是我们的奇耻”的呼声。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济南学生和全国一样，风起云涌，热烈响应，学潮鼎沸。邓恩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他站在一中运动的最前列，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一起，团结和率领广大学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加上他又是高才生，因而深受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他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7日山东各界在济南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5月24日学界统一罢课，6月10日宣传抵制日货，劝说商界罢市，7月21日砸反动报纸《昌言报》以及8月3日到督军府情愿等活动。
在这场斗争中，邓恩铭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战友，为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济南几所中学进行积极的串联，以“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为榜样，于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大厅成立发“励新学会”，会员达50人，邓恩铭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
在此期间，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午等先进师生，在济南教育会门口挂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这个公开的学术团体，吸引许多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这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书刊。每星期集会一次，利用合法的讲坛宣传马列主义。邓恩铭还在报刊上发表《灾民的我见》和《济南女校概况》等文章，号召大家“要有彻底的觉悟”，公开向封建制度进攻。1921年初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的邓恩铭才20岁，是代表中最年轻，学历最浅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他又与王尽美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代表大会。
邓恩铭回国后，到山东最大的淄川矿区开辟工作，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又称淄川支部、淄博炭矿工人支部、淄川鲁大支部。
1923年秋，邓恩铭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到青岛开辟党的工作，筹建党、团组织。邓恩铭到青岛后，先与当时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共产党员王翔午取得了联系，并与王共同研究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团组织的问题，决定先采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吸引和团结工人群众和进步青年。
为了取得一个活动的据点，邓恩铭找到了原在济南中学的老师，时任公立职业学校的王静一，王安排他住在学校里，并同意他去谅广泛接触学生。邓恩铭向学生们介绍了革命的道理，并散发了一些进步书刊给学生阅读，很快使这所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学生们的觉悟迅速提高，单独发动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等几次运动。
不久，经王静一介绍，邓恩铭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之职为掩护进行工作。当时，与青岛《胶澳日报》负责人郑呤谢商妥，在该报创办每周出一至二期的《胶澳副刊》，发行由邓恩铭任编辑、撰写文章。他以犀利和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发军阀政府和剥削阶级。他还利用这块阵地连续转载了《列宁传略》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4年元旦，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新年南半球增刊上发表了《今日的感想》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处在这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随时随地都感到国破家亡之将至。”又揭穿“数次的热血与头颅换来的民国......给人民的是什么？不过兵灾匪祸与横征爆敛罢了。”文章还慷慨陈词地控诉了帝国主义是：“一般强盗更变本加厉地乘火抢掠，临案通牒，铁略共管，长江联合舰队与广州海军示威。”文中痛心疾首地驾道：“旧仇未雪，亲朋耻频添！”“现在一般军阀官僚都是满清的忠臣，民国的罪人。”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军阀与外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
在军阀政府黑暗、残暴统治下，邓恩铭能公开揭穿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真面目，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他们，说明他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
同年6月，邓恩铭还用亲自在工人中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写成了《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发表在《十日》的第24和25期上。这篇文章分析了青岛工人阶级的构成状况，介绍了工人生活的悲惨处境。分析了1924年前后罢工胜利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号召：“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然后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
邓恩铭不仅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身体力行，建立与发展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反动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使工人运动在黄海之滨如火如荼在开展起来。他在工人集中的地方，经常以赠送或推荐进步书刊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时还组织他们开座谈会，交流阅读心得，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有时又召开演讲会，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积极份子。在他的积极培养下，先后发展了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公立职业学校学生许兴业、李松舟等10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11月28日召开了团员大会，成立了青年团青岛支部，推荐邓恩铭为书记。青岛团支部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4年5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公立国民小学教员廷伯真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三届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定，邓恩铭在海岸路18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青岛组，组长邓恩铭。青岛组由党中央委托济南地委就近指挥。
从此，青岛人民特别是青岛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头人。
1925年2月，青岛组按照四大党章规定，改称中共青岛支部，由邓恩铭任书记。青岛支部隶属山东地委领导，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后，从四方机厂团员和工人活动分子中，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等入党。至此，中共青岛支部已有党员24人。邓恩铭领导全体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三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大罢工，即胶济铁路大罢工和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通过罢工斗争，在青岛市各厂和胶济铁路沿线普遍建立起工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市总工会。
对于邓恩铭所领导的青岛地区工人运动，邓中夏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按：应为二年），此时有一股新生势力，‘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青岛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激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敌视。1925年5月下旬，日本沙厂资本家悍然撕毁和工人签订的复工条约，并唆使地方反动当局封闭工会，迫害工人。接着，在被他们横蛮行径激起了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怒潮面前，日文资本家又伙同青岛市商会，以30万巨款向山东省反动军阀统治者张宗昌行贿。张宗昌遂下令镇压工人运动，解散工会，大肆拘捕和惨杀工人领袖和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工人群众，酿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在此以前，邓恩铭已经被敌人所注意，曾遭到扣留。虽然敌人没有掌握到他的确凿的“罪证”，但他仍被“驱逐出境”。这时，邓恩铭听到惨案褂初起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冒险秘密回到青岛，领导工人应变。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邓恩铭几次险遭不测。由于他的机智沉着和群众的掩护，才得以避开敌人的搜捕。后来，邓恩铭终于不得不再次化装离开青岛。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11月，他不幸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各方设法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到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并且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机关再次遭到破坏，邓恩铭第三次被捕。他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慨。他在狱中，领导同志们向敌人进行了为改善待遇，不戴脚镣以及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的数起绝食斗争。斗争胜利后，时值日寇撤出山东，国民党进驻济南，邓恩铭和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有被屠杀、大迫害的可能，于是,狱中党组织决定，利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交接的混乱机会，发动越狱斗争。
1929年4月19日的第一次越狱，虽然事起仓促，准备不足，结果只有杨一辰一人脱险，但是以后的越狱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不久，邓恩铭与纪子瑞等同志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将狱中人员分为三个小分队，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于7月21日下午开始行动。在邓恩铭的指挥下，经过短暂的激烈搏斗，冲出了监狱，迅速分路疏散开，只因同志们长期被关押，身体虚弱，穿戴和相貌与众不同，再加道路生疏，结果除部分脱险外，邓恩铭、纪子瑞、朱肖等10位同志又被捕回，投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昂首阔步，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连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雄壮的声音透过黎明前的黑暗，震醒了沉睡的人们。邓恩铭义时，年仅30岁。
CCTV1《雄关漫道》历史人物——周素园，长征中唯一穿长衫的红军
周素园先生,是长征中唯一穿长衫的红军。
原红军将领周仁杰之女周立作为新长征的坚定支持者,对重走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的英国博士李爱德和同伴杨肖说,到了贵阳一定要设法见到周素园的后代,因为周素园是贵州革命的元勋之一,后与红六军团一起走上了长征路。上月,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周素园的外孙女赵明和,原来周家后人一向低调处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特殊的长征情结使赵女士热情款待了新长征人,还送他们一把珍贵的藏刀防身。随后在毕节地区旅游局局长杜娟的大力帮助下,李爱德一行又见到了周素园之女周平一,还参观了周素园家宅、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李爱德新长征2网址:www.newlongmarch2.com)。
周素园原名周培艺,贵州毕节县人,生于1879年3月7日,没有进过学校而在家中自学,后成为前清贡生,14岁开始独立生活。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省第一张日报《黔报》,又协同张百麟创办贵州的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组织反对封建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参与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工作,担任过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他被迫逃亡离开贵州后曾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众两院秘书、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西北筹边使公署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定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等职。
1936年初红二方面军长征到毕节,周素园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由于周素园为人正直,在各阶层人民中有较高威信,他参加革命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使红军在毕节地区休整1个月扩军5000人。红军撤离毕节继续北上抗日时,周素园不顾年迈多病要求随军行动,组织上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坚持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3月1日他随红六军团历尽千辛万苦直到长征结束,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及特殊礼遇。离开延安后,周素园在云贵川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西安事变时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委任周素园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贵州高层人士统战工作。
1949年11月周素园在家乡迎来了解放,组织了毕节县支前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他积极履行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教育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他在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又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还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肖克等老朋友。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在贵阳逝世。毛泽东同志曾在给周素园的一封亲笔信中称他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周逸群，１８９６年生，贵州铜仁县人。
１９１ ９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爱国活动。
１９２３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入黄埔军校第２期学习，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后任起义军第２０军３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曾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先后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
１９２９年春，任鄂西游击总队总队长。
１９３０年２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６军，兼政治委员。７月率第６军与第４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第２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９月，调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在第２军团主力南征、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江右军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实行全民皆兵，相继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
１９３１年５月，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３５岁。
申万圣 金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总参谋部直属工作部部长
林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王天培。原名伦忠，字植之，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十二月初四出生于天柱县织云乡。侗族，1926年秋率部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率北伐军攻占徐州。1927年被蒋介石扣留。1927年9月2日被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享年39岁。
血战徐州纵横扫荡三千里
魂归桑梓泪落满城百万家
——悼王天培将军挽联
小 序
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结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中，千年帝制宣告结束。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晚清王朝，但却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而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把中国亿万百姓从旧社会的三座大山下彻底解放出来。许多握有武力的野心分子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谁都想做中国的老大。于是他们各自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寻找靠山，尔虞我诈，朝秦暮楚，争战不休，将中国带人空前的混乱中。为挽苍生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无数爱国之士在茫茫黑暗中寻找新的救国之道。王天培将军就是无数爱国志士中的先驱者之一。 为了扫除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全国，192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爆发了，这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千军万马中，一位侗族将领横枪跃马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北伐名将王天培。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窃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夺取中国的统治大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王天培坚决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拒绝蒋介石“反共”命令，千方百计保护共产党，坚持北伐。于是，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以商谈军机为名，拘捕于南京，强加罪名，屈杀于杭州。由于王天培英年早逝及一些历史原因，一代名将埋没史海，鲜为人知。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现将军风采，笔者写了《王天培将军》一书，今将其浓缩，以飨读者。
经武报国酬壮志
王天培出生于贫寒的侗族人家。其父王大瀛，以堪舆看相为生，一生漂泊无定。天柱巨富龙大楷礼贤下士，不但日常接济王大瀛，且将家中丫环刘仙梅赐他为妻。王大瀛人虽穷，可娶妻之后，旋又纳妾，以致家口日众，仅凭堪舆看相是难以养家糊口了，于是丢了罗盘相书，向龙大楷承包了一片荒山，从此拓荒造林，一心事农，聊以为生。
因家中贫寒，时年8岁的王天培就拿起扁担，跟随父亲去为龙大楷挑粮。龙大楷见王天培天资聪颖，心生怜悯，遂收入门下，视为亲子，悉心栽培。在龙大楷扶持下，王天培就读于龙大楷私馆，后升人天柱官立小学堂。那时候，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年幼的王天培心怀壮志，决心经武报国，于是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之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其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总前夜，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武昌起义中，被战时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凤凰山要寨司令。辛亥革命胜利后，因立有军功，被送人保定军校深造。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撕毁临时约法，复辟帝制，他又参加了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中，他还只是个营长，但却创造了以一营之寡胜一旅之师的奇迹，打得袁军旅长马继增无路可逃而自戕。袁世凯灭亡后，1921年秋，沈鸿英伙同陆荣廷暗通北洋军政府，据广西作乱，孙中山下令讨伐。已升为团长的王天培奉命出征，再次创造奇迹，以一团之兵败柳州叛军一旅之众。王天培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为孙中山器重。沈、陆动乱平息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后又晋升师长。为消灭北方军阀势力，1926年秋，他率部出征，在湖南洪江誓师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他就这样一步步走来，从侗寨到军营，从普通一兵到一代名将，一步一个脚印，冲到了革命的最前线。
纵横千里称铁军
王天培誓师洪江之后，挥师南下，在湖南新化打败了曾被他在战争中打败过的吴佩孚帮凶韩彩凤和沈鸿英。接着，首战告捷的王天培统率北伐第九军、第十军两军，攻占常德、澧州、藕池口、公安、石首、松滋、沙市、荆州、长阳、枝江、横堤、西各水、屋崖等重镇，与其他部队一起，横扫湘鄂，所向披靡。然后渡过长江，攻占宜昌，锋芒直指赣皖。十军自湘而鄂，转战江西，纵横千里，收编甚多，此时的兵力已由原来的2．5万人增至9万余众。攻占安庆后，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北伐第十军、七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四军及冯祥武、王令韬等独立师，由镇江、常熟、芜湖向北挺进。在北伐三路大军打击下，不到一月，赣皖苏悉为北伐军所占，敌兵败如山倒，纷纷北逃。王天培乘胜追击，挥兵直指徐州。
徐州历为军事重镇，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此纠集重兵死守。但王天培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是役歼敌八万余众，俘敌两万余名，击落飞机五架，摧毁和缴获铁甲车五十余辆及无数辎重。孙、张亡命临城。徐州战役是北伐几大战役中的一次大战役，意义重大，敌军胆寒，全国振奋。为之，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各报竟相报道，将王天培的十军和叶挺的独立团并称为铁军。
总司令嫁祸于人
就在王天培乘胜进军的时候，他却一连接到了蒋介石的两道紧急命令：一道是命他“停止北伐，火速回师讨逆。”另一道是密令他“捕杀军中共党分子。”
原来，此时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眼见北伐即将全面胜利，为夺取中国的统治大权，他们先后发动了震惊人寰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之后又互相大打出手。这就是宁汉分裂。
革命尚未成功，蒋汪便迫不及待争权夺利。是可忍，熟不可忍?王天培拒绝了蒋介石的两道命令。他将军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送到安全之地，隐蔽起来。后来，这批共产党人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王天培公开发表了《告本军全体武装书》：亲爱的武装同志们，我们已经消灭了北洋军阀大部主力，北伐成功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而在此大好形势下，我革命阵营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权力之争，致使北伐停止。对此，我全体同志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华，荼毒民众，乃为中华民族之死敌，我们应该坚决消灭之，而不应该回头打内战。”王天培坚持国共合作，捍卫三民主义，掩护共产党人，拒绝回归内战，坚持北伐，对此，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心要排除异己了。于是，蒋介石使出的第一招便是密命总部扣发十军粮饷。企图以此使第十军陷入饥馑而土崩瓦解。这时，北洋军阀见蒋汪大战，乘机反攻。王天培孤军奋战，粮饷无着，面对敌人的猖獗反攻，在延绵数百里的战线上与敌人反复争夺，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重，最后徐州失手。
这个时候，宁汉分裂演变为宁汉合流，蒋介石斗败了汪精卫，方才出兵北伐，亲率第一军、四十四军、三十七军、三十二军以及被他称为王牌的陈诚教导师，分兵三路，来夺徐州。 蒋介石反攻徐州，志在必得，然而由于f也指挥失误，而招致大败，敌乘势发起全面反击，蒋介石全线溃退，逃回南京。．王天培被迫退至定远、明光一线。逃回南京的蒋介石且阳泠王天培死守明光。
蒋介石兵败徐州，损失重大，引来一片责难。为了开脱自己，他将徐州兵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王天培。就在他逃回南京之后，即1927年8月8日，蒋介石电召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宜。”王天培不知蒋介石嫁祸于人，遵命前往，一到南京，即被扣留。被扣的罪名有这么三条：一是“不听指挥贻误战机导致徐州兵败。，二是“隐兵不报图谋不轨。”三是“克扣军饷动摇军心。”
毅魄丹心照古今
蒋介石罗织罪名扣押王天培，其目的是为了灭除异己，但结果欲盖弥彰，招来许多非议。那时，共产党人已在蒋汪之流的血腥屠杀中开始觉醒，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于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纠正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八·七”会议召开了。张太雷、毛泽东等雄才大略的共产党人分别在各地筹备武装起义，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北洋方面，也趁着这个时候先驱直人，打过长江，直逼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以及一向被蒋介石视为心腹的何应钦，趁机联手逼宫倒蒋。蒋介石内外交困，就在扣押王天培不久，即于1927年8月13日，无可奈何地宣告下野，去了奉化老家。
然而，蒋介石虽已下野，但国民党中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却容不得像王天培这样倾向共产党，坚决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党国将领，于是，南京军事委员会以“送王将军去西湖疗养”为名，将王天培秘密转往杭州。于1927年9月2日凌晨将王天培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是年，王天培39岁。
名将被害，全国哗然。王天培遇害后，当时的《武汉晚报》、《铁嘴报》、《湖口快报》等宣传媒体相继发表文章，皆为王天培鸣冤叫屈。其中有《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为题的文章，详尽地叙述了徐州兵败的翔情，公开揭露了蒋介石之流排除异己的真实内幕。王天培遗孀朱竹君、吴学粹(又名吴德华)痛失夫君，为夫鸣冤。她们在致国民政府的辩冤状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王天培的冤情，强烈要求为王天培昭雪。
但是，面对各报的呼吁及朱竹君、吴学粹的辩冤状，国民党政府一概置之不理。于是，人们便自发地数次组织起来为王天培举行追悼会。
1927年，第十军部分军官及亲友将王天培遗骨启迁上海，首次于上海法租界举行公开追悼会。其中有联云：“伤心二字莫须有，回首一棺归去来。”
1928年冬，接任十军军长之职的杨胜治率部攻下南京，在荣安追悼王天培及十军所有阵亡将士。
迫于种种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8月5日为王天培昭雪，闪烁其辞地说王天培的死乃“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承认王天培“蒙冤受害”，表示“悼惜良涕”。表彰王天培“忠勇双全，夙娴韬略，历著当勋。”追授他为陆军上将，“给恤其家属二十年，每年领洋八百元。”
1929年10月，人们又将王天培遗骸由上海启迁天柱，安厝于距天柱县城不远的铜鼓坡。王天培遗骸临近天柱时，全城士、绅、农、工、商、学生及亲友皆披麻戴孝，夹队迎柩。追悼会上。挽联如云，满城恸哭。“革命十六年，功在东南半壁；牺牲成一旦，名留竹帛千秋。”“北伐苦功，中国有几，中央有几；血战徐州，天下一人，天柱一人。”“血战徐州纵横扫荡三千里；魂归桑梓泪落满城百万家”。“叱咤一声惊万马，风波千里哭长亭。”
数不尽的挽联，寄托了人们对一代名将的无限哀思，表达了人们对刽子手们的刻骨之恨。其悼文日：昔岳飞遭秦桧之害，被十二道金牌召去，惨死于杭，时年三十九岁。今将军生于戊子年十二月，被害于丁卯九日，亦三十九岁。jiang党之害，列事之惨，惨死之年之地，均与岳王相同，真前有岳王，后有将军也……”
王天培被蒋介石扣留之时，曾面对蒋介石的所谓审讯斥责蒋介石：“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总司令好自为之!”这句话终于为时间所印证，短暂二十多年后，蒋公冒然因为失道而失天下，梦破金陵，亡命海岛。而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王天培将军却虽死犹存，人们永远怀念他。
我呸！
贵州历史名人－－清代名臣丁宝桢
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僧格林沁治兵鲁、豫间，令击河北宋景诗。旋劾其擅议招抚，部议降三级。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殁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籓，国籓白其无罪。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至是乞休，举以自代，遂拜巡抚之命。时捻趋海澨，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宝桢会军蹙之。六年，东捻走濰河，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而堤墙未竣，捻长驱渡河，宝桢以闻。上怒，鸿章交部议，宝桢亦褫职留任。先是东军守濰河，本皖将潘鼎新汛地。皖军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诏斩心安，宝桢抗辩，乃宥心安而责鸿章；宝桢复屡疏相诋，於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明年，西捻趋定州，近畿震动。宝桢闻警，即驰至东昌，率骑旅千、精卒三千，赍五日粮，倍道北援，捻遂南溃。是役也，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而上独以宝桢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宝桢治军善乘势，不主画疆自守，以故诸军会集，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
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
遂正法。河决郓城侯家林，运道梗，河臣议次年兴工，宝桢谓宜及水涸时，力疾请自任。水齧堤，植立不退，费半功倍。又塞铜瓦厢决口，驻贾庄。闻日本构衅，遂密陈海防计，请筑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砲台，设泺口制造机器局，从之。
光绪二年，代吴棠署四川总督。至即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建机器局，修都江堤，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馀万。而猾商jiang吏不便所为，争中以蜚语，於是台谏交章纠奏。宝桢已坐堤毁镌秩矣，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令陆葆德职，而尤龂龂争盐务。上以川盐有成效，勿为动。已而成都将军恆训覈覆堤工，亦摭及盐运病商民、流弊大，宝桢抗辩。上虑宝桢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桢弥自警勖，益兴积穀，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十一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
宝桢严刚有威。其初至山东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颇贵倨，见司道官不设坐。宝桢投谒，告材官启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皆大惊。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敬铭闻之，大称异，至之日，亲迓於郊。自是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云。子五人，体常尤著名，官广东布政使。
贵州历史名人---谷家三弟兄
民国5年（1916），回国后任黔军炮兵团上校团长，不久转任步兵团长。护法战争率部入川，克成都、下遂宁。9年（1920），升任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0年（1921）率部撤返贵州，奉孙中山令兼任贵州南路卫戍中将司令。6月兼任中央直辖黔军第四路军中将司令，率部攻克柳州，进占桂林，12月升任中央直辖黔军上将总司令。后因部属叛变回贵阳，化装经重庆抵上海闭门读书。14年（1925）7月任湘军第一师顾问，10月兼军官讲习所少将教育长。
民国15年（1926），谷正伦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率部北伐克九江。16年（1927）4月，升任四十军第一师师长，17年（1928）兼任南京上将戒严司令、首都中将卫戍副司令。21年（1932），任首都上将卫戍司令、宪兵中将司令、代理南京市市长，成立宪兵训练所，制定宪兵制度，开办宪兵学校，组建宪兵。23年（1934）6月，日本为寻找侵略借口，伪称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为中国人加害。增派军舰二艘泊于下关，炮卸衣、弹上堂，谷正伦令宪兵、警察挨户收查，查出藏本英明藏在孝陵卫，遂平息。24年（1935），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25年（1936）兼任宪兵学校中将教育长，26年（1937）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失陷后，率宪兵司令部至湖南长沙，28年（1939）2月，任鄂湘川黔绥靖主任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清查户口，健全保甲，巩固抗战后方。
民国29年（1940），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第二年兼西北训练团副团长，9月任行政院水利委员。31年（1942），兼甘新公路督办。36年（1947）6月，调任国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长。37年（1948）5月，回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后又任贵州省绥靖上将主任。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进逼贵阳，省党政军西撤。谷正伦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因病在台北逝世。
【谷正纲】（1902—1993），字叔常，贵州安顺人。毕业于贵阳南明中学后，民国十年（1921）八月考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次年二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改攻政治经济。十三年（1924）加入国民党，次年于柏林大学毕业。十五年（1926）奉国民党中央之命转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受训，当时第三国际与国民党合作，设立该校培训中国学生。时北伐军已推进到武汉，奉派担任中央青年部秘书。十六年（1927）担任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前身）、训育主任。二十年（1931）当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委员，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任中央政治会议法制组委员。二十二年（1933）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参与了《五五宪草》草拟。二十三年（1934）改任实业部常务次长。二十四年（9135）与兄谷正伦、弟谷正鼎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委员，史称“一门三中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主管社会工作。二十七年（1938）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三月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二十八年（1939）任行政院社会部部长 。同年六月以社会部部长身份任陪都（重庆）救护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渝期间，日机狂轰滥炸重庆，亲自担任空袭服务总队队长，失去亲人的孤儿由社会部幼儿院收养，有的不知姓名，有人建议赐姓名“谷”，拒不同意，说要改姓就姓“华夏”。三十四年（9145）五月，在国民党六大会上，提案制订民族保育、劳工、农民、战后社会安全等四大政策，与兄谷正伦、弟正鼎同时当选为为中央执行委员。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兼任接收委员会副主任，九月九日在南京参加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的受降典礼，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呈弟的投降书。
三十七年（1948）以贵州省安顺县区域代表的身份，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自任社会部长以来，致力于为社会团体立法。十二月辞去社会部长职务。
三十八年（1949）三月，出任京沪杭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五月，解放军攻克上海，随国民党军溃退舟山，自舟山飞台湾高雄。1950年1月在台北转任内政部部长。三月辞职应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八月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任第二组组长。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任职至十三大后改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60年任台湾国民大会一届三次会议秘书长。1966年后改任宪政研讨委员会副主任，倡导计划研究，主张研究工作与立国思想、行政实务与学术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后任终身荣誉主席。1993年12月在台北去世。
【谷正鼎】（1903—1974），字铭枢，贵州安顺人。与其兄谷正伦、谷正纲称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
民国10年（1921），谷正鼎与其兄谷正纲去日本，转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学习。13年（1924）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德国学生总会执行委员，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监委会主席。14年（1925）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6年（1927）8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委员会设计委员。16年（1929），任北平市党部指导委员兼常务委员，旋即任行政院参事。21年（1932）5月，任铁道部参事。9月，代任铁道部总务司长，10月任司长，同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24年（1935）1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6年（1937）2月补选为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谷正鼎先后任西北绥靖公署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三青团陕西支团筹备处主任、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副主席兼四处处长、陕西省党部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党政军特种会报秘书。35年（1946）10月，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委员，11月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37年（1948）1月，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38年（1949）去台湾。1952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因病在台湾逝世。
京城“十佳律师”李尚公
“我在贵州生活了20年，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贵州还不够发达，我认为，对贵州而言，目前所有工作的前提也是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出生在贵阳的李尚公律师说他从业以来最欣慰的一个案子是个让自己赔钱的案子。
那是1993年，他代理了一件罕见的“假果苗”集体诉讼案：1991年，山西芮城县1031户果农贷款10万元购买了芮城果树研究所从中国科学院果树所引进的所谓“优质红富士苹果苗”近九万株，种植面积达1500亩，两年后果树开花结果发现竟然是海棠果，几年辛苦化为泡影。愤怒之下，农民们上书、上访都未有结果，经人介绍，在北京找到了李尚公律师。了解案情后李律师毅然代理了这起集体诉讼案。他反复奔走于各方之间取证、听取意见，依法起诉后积极协调多方关系，终于通过昼夜谈判后达成和解协议，以责任方共同赔偿1031户农民70万元而结案，大大超出了果农原先的期望。办案过程中，李尚公接待农民、外出取证，自贴了上万元费用。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他兴奋许久。问他为什么会接这样一个费力贴钱的案子，李律师的回答很简单：我当过农民，我知道农民的辛苦。
当过学生，当过农民，当过军人，现在是一个律师。李尚公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着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
难忘当年
1976年9月，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尚公（当时名叫李庆），来到了贵阳市乌当区金华公社蒿芝塘大队插队。从贵阳市到蒿芝塘，从课堂到“广阔天地”，李庆的思想一天天接受着洗礼和震动。当时，他身边只有两本从家里带来的书——《微积分》和《杜甫诗选》。“学数学让我的思维更加缜密，学杜诗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至今，李尚公还非常感谢在乡下的那两年生活：“我在那里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村，真正开始学会了思考。1976年到1978年正是咱们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两年，在那两年里我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策、方针太重要了，政策对了，国家就能发展，政策不对，老百姓累死累活也吃不饱肚子。这个想法决定了我后来考大学总是选择文科，不是哲学就是法学。”
李尚公的父亲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家里藏书不少，李尚公从小就爱读书，“即使我爸爸不让我读的《红楼梦》，我也会在夜里偷偷撬开书柜拿出来读。那时候学校没什么课，自己在家里读了很多杂书，读到视力下降还带散光，但是那段阅读和积累很重要，后来我考贵大、考西政、考人大、考北大，都是一考即中，跟那几年的积累很有关系。”
1977年考上贵州大学哲学系的李庆却没去上学，由于家里反对他学哲学，他便参了军，父母因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对他这个决定很支持。1978年，李庆在部队又遇到考大学的机会，这一回他没有再回家商量，径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
说到如何在部队得到考大学的机会，李尚公不无玩笑地说：是冲厕所冲出来的。原来，刚到部队时，李庆发现公共厕所臭气熏天，没有人打扫，于是他每天就趁大家午休的空档，打几桶水去冲厕所。这在李庆看来本是惯常之举，因为他从小就受到关心他人的传统教育，一种朴素的志向一直存在他的心里，那就是尽可能完善自己、尽可能帮助他人。但是这一切都被连长看在了眼里。当全团1000多人得到4个报考大学的指标时，连长为这个默默地冲了几个月厕所的青年人争取到了一个。有一天，连长把正在烈日下训练的李庆叫到树阴下问：“给你一个月时间，再考一次大学，能考上么？”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学习的李庆回答说：“上次能考上，再考一次也应该没问题。”后来，听当年的战友议论他说：李庆是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参军的，没到一年又考上大学，他就是个上大学的命！“我不信命，但努力是真的，我无论在农村还是在部队，始终没放弃书本，我的一个老班长就说过，李庆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你看他拉练间隙都能从裤兜里掏出本书来读。”大学期间，李尚公认真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和西方主要的哲学著作，那时候他读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书远比法律方面的书多，他觉得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对他的启发和教益更大。
今日责任
大学毕业后，李尚公回到部队。两年后的1986年，他又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1989年毕业后进了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1993年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创办了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了北京律师协会第六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律协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市律协常务委员、北京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等职。1999年当选“北京市第二届十佳律师”，2000年当选“人民满意的先进个人”，2001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目前，他还是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会第五届联谊会会长。
在采访过程中，不时有与业务相关的电话打进来，秘书也不时地暗示下一个钟点李律师还有业务。但是李律师一谈到律师业的发展、谈到家乡的建设，就非常有兴致。当记者询问，为什么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担任那么多社会职责时，李尚公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思想观念、游戏规则、裁判制度都在发生着变化，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经济模式对目前的中国尤为重要。建立这种合理的契约经济模式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
“我在贵州生活了20年，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贵州还不够发达，我认为，对贵州而言，目前所有工作的前提也是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话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可不容易。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贵州打麻将，为了防止故意‘放炮’，一直采用一种在外人看来很不合理的‘吊靠’，这几年引进了‘川麻’，那种维系了很多年的土规矩才有所改变。我们贵州山多，人家说我们是山里人，山里人有山里人淳朴的一面，也有狭隘的一面，有许多思维定势，长久以来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过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山，优点也是它，缺点也是它。应该再多一些水性，要像水一样活起来，打破思维定势，转变固有观念，‘上善若水’嘛。”
尚公尚德
“尚公正，扬正义”是李尚公执业的座右铭，“见利不忘义，无利也仗义”是他的义利观。执业多年来，他不仅做到了无投诉、无事故、无纷争，而且以高尚的职业道德，优质的服务嬴得了广大客户的赞誉。
1997年，来自甘肃省广河县买家村的15岁少年买树成，在北京宣武区牛街一家卖肉铺打工时，右手的五个指头被绞肉机生生轧断，经好心人的指点，他们走进了尚公律师事务所。李尚公听了父子俩的遭遇后当即决定，不收任何费用，委派两名律师对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讨回公道。8天之后，案子审结执行完毕，父子俩带着69000元赔偿金离开北京。此案一经媒体报道，赞誉、感谢、表扬纷至沓来。可是李尚公的头脑却很清醒。他认为：做律师就要以弘扬正义为职业，以尚公尚德为宗旨，天天都要做好人好事，做了是应该的，没有做要检讨。赞誉、感谢、表扬都是对自己做一个好律师的鞭策。在这种执业理念的指引下，尚公律师事务所的事业越做越红火，李尚公本人，也在1999年4月的“北京市第二届十佳律师”评选活动中荣登榜首。
李尚公事业做得红火，家庭也让人羡慕。他的妻子李玮也是贵阳人，两家是世交。被人称为“神童”的李玮19岁就大学毕业任教至今，如今已是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俄语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双料博士。面对来自家乡的《当代贵州》杂志的采访，李尚公坚持要代表妻子说一句话：“每次我们定期收到《当代贵州》都非常感动，我和妻子每期都认真读，这份杂志办得很好，是我们了解家乡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动态的重要途径，是党务公开、政务分开、活跃思想、宣传贵州的窗口。贵州的发展需要更多像《当代贵州》这样的媒体的参与和努力，希望它越办越精彩！”
贵州名人---何应钦
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字敬■之，祖籍江西临川，1890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生于贵州兴义一个富商家庭。 1906年起先后入贵阳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1910年留学日本，入振武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3年重返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回国任黔军团长等职。1924年，应蒋介石电召，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次年，两次随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在棉湖之战中保护蒋介石脱险，此后深得蒋的信任，由团长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负责闽浙战事。1927年参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先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讨逆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南昌行营主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成为蒋介石收服张作霖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讨伐桂系李宗仁等国民党内各军事反对派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重要助手。
“九·一八”事变后，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北平（今北京）分会代理委员长。指挥长城抗战，失败后与侵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 1935年，又接受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世称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并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重兵准备进攻陕西，轰炸西安。抗日战争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指导台儿庄、徐州、武汉等役会战。1941年初，与蒋介石策划发动皖南事变，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组织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2月，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辞去军政部长兼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前往南京，代表蒋介石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6月，何应钦赴美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极力推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次年3月，出任行政院长。8月赴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1987年9月 21日在台北逝世。
黔籍名人---王若飞
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组织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3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
学学习，1925年回国。曾任豫陕区党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共产国
际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在1927年中
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
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于1946
年4月8日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王若飞生于１８９６年１０月，贵州安顺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１９２２年６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
１９２３年４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５年３月回国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６年３月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１９２６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１９２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２７年初，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１９２７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１９２８年６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１９３１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５年零７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１９３７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辛 未
王若飞（1896—1946）是我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政治家，担任过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1946年4月8日，他由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飞机失事而遇难。
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把一切献给党、一切为人民的一生，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一）
王若飞，1896年 10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荫生，后来用王若飞、黄敬斋等名。王若飞8岁时，其舅父黄齐生接他到贵阳上学。
1917年冬，黔中道尹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考中。翌年春，他在舅父黄齐生率领下，和其他20余名留学生赴日。王若飞入明治大学学习。
1919年5月，黄齐生、王若飞为抗议日本辱华事件而回上海。这时，正值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王若飞决定去法国学习。同年11月24日，王若飞抵达法国。他先补习法文三个月，后到圣夏门钢铁厂当学徒工。在勤工俭学期间，王若飞劳动认真，注重社会调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通知，同意他们五人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被调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创在大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赵世炎、王若飞等东方大学学生参加旁听，并拜会了李大创。
（二）
1925年3月，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上旬，王若飞到达上海，到党中央接受分配工作。“五卅”惨案后，王若飞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名义到河南检查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留在河南筹建豫陕区党委，并任书记。
1926年3月，王若飞奉命去上海，任党中央第一任秘书长。他除了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中央日常工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起义领导工作。第三次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
1927年4月，王若飞随党中央机关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先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职。
“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秋收暴动的指示，召开了省委会议，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组织暴动的计划。同年11月9日晚上，无锡东北乡的两万多农民举行暴动，占领了13个村镇。10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警前往镇压，暴动失败。之后，王若飞根据省委指示，又领导了江阴、青浦等地的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也先后遭到失败。1928年4月，王若飞在南通召开了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县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暴动时间。暴动由南通大生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接着举行通、海、如、泰地区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持续时间较长，但最后仍被敌人镇压下去。
1928年6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翟秋白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
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王若飞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党的“八七”、“十一月会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而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他受到了非议，有人说他是陈独秀的“尾巴”。（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六大会议结束后，王若飞留下来参加7月17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与霍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三）
1931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内蒙得胜旗农牧民自动起来开展斗争，决定派遣王若飞、田德秀、潘恩博三人去内蒙成立西北工委，王若飞为西北工委特派员。
1931年10月，王若飞到达包头。几天后，他与乌兰夫接上了头。王若飞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到一定时候要进行土地革命。针对日本特务策动“自治运动”，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王若飞提出要加强蒙汉团结，共同抗日。
根据王若飞的指示，乌兰夫深入到包头郊区农村和土默特山区发动群众，不久在包头附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锅厘运动。王若飞见群众发动起来了，十分高兴，又提出新的工作计划．并强调重视武装斗争。为了加强民族工作，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他决定去宁夏和陕北苏区。11月 21日晚，他与乌兰夫商定，于第二天早上一起启程。
万万没有料到，同来内蒙古的潘恩博率领的另一路被敌发现拘捕。潘恩博屈膝投降，供出全部情况。国民党特务机关跟踪追查到包头，于11月21日晚逮捕了王若飞。王若飞趁敌不备，将裤袋内的文件塞进嘴内咬嚼。警察发现后即用双手卡住王若飞的喉咙，王若飞拼命搏斗，同时用力咬嚼文件。
敌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王若飞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将王若飞押赴刑场假枪毙。王若飞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准备就义。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将王若飞押回警察局。
包头反动派无法对付王若飞，只得将他解送归绥。1932年1月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监狱。这天，监狱戒备森严，王若飞唱着国际歌走进牢房。犯人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看守说，“这是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王若飞化名）
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很赏识王若飞的才华和胆识，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
傅作义把王若飞请到客厅里进行长谈，表示只要王若飞答应出狱后在绥远做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傅作义的条件，他要求傅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傅作义将王若飞交绥远高等法院审理。法院多次开庭，王若飞在法庭上大谈马克思主义，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1932年春，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赶到归绥来探望王若飞。在见王若飞之前，黄齐生曾找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黄齐生劝说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只要答应，马上出狱。黄齐生把傅作义的意见转告王若飞，王若飞坚决不答应。黄齐生说：“你这样刚正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黄齐生用20元在大青山昭君墓侧为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黄齐生在绥远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去。王若飞给黄齐生写了封送别信，称黄齐生为“托尔斯泰伯爵一流的人物”，“是穷苦群众的好朋友”。王若飞还给其爱人李培之写了封信。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
在狱中，王若飞为争取傅作义同情我党主张，参加抗日行列，曾给他写过很多信。现仅存中央档案馆的《致绥远傅主席书》是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得知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写的。信中，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方针，反对日本的策略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黄齐生在翻印这封信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暴日得失强弱之点，与近两月各大报持论，十九相应，虽其他指陈，容有难于遽施，要其别有所见，有足供当世参考。”
1934年4月23日，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王若飞在狱中全力读书、写文章。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史书、诸子百家和世界名著，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一次，傅作义送给王若飞一本《易经》，想用这本书来影响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王若飞读完《易经》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其作了批注。傅作义看了他的批注后，惊叹地说：“他把《易经》讲活了。”王若飞还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等文章。
1936年7月，太原绥靖行营主任阎锡山通知绥远把王若飞解送到山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刘少奇对薄一波说，要设法把王若飞营救出来。薄一波到太原后，查清了王若飞的下落，即以阎锡山“上宾”的身份，来到陆军监狱，查阅了对王若飞的审讯档案。档案中说：“黄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竟无悔改之心，经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
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释放王若飞。阎锡山表示可让人陪薄一波去看望王若飞。
1937年春，日本侵略华北的气焰日趋嚣张。薄一波又去找阎锡山要求释放政治犯。双方经过谈判，阎锡山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
薄一波到陆军监狱告诉王若飞这一消息。王若飞说，他希望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作出结论。他还希望找个他认识的人，到这里证实一下，以免将来发生旁的问题。薄一波将王若飞的要求报告了北方局。不几天，北方局派柯庆施到陆军监狱和王若飞见了面，交谈了情况。
王若飞出狱后，暂住太原。阎锡山要会见王若飞。薄一波陪同王若飞前往。阎锡山十分谦恭，表示仰慕敬重王若飞的才能和气节，希望王若飞能留在山西帮助工作。王若飞表示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是个大进步，他一定把这种情况向延安报告……
（四）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北平迁到太原。刘少奇会见了王若飞，指示他立即回延安。同年9月初，王若飞一行在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下到达延安。到达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王若飞，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到延安后，王若飞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职。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月刊，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
1938年秋，王若飞被调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深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游击战争的情况，于1940年4月，在《八路军杂志》上发表了《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一文，提出了游击队的七项任务，为游击战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1年冬，王若飞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
1944年春，日本对豫、湘、桂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逃，人民对国民党强烈不满。我党根据形势，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林伯渠、王若飞于5月到达重庆后经过初步谈判，发现国民党并无诚意。根据中央指示，王若飞分工负责抓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11月初，中央指示董必武、林伯渠回延安，留王若飞在重庆主持工作。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
（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从9月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十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作了多次重要发言。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1 日，王若飞和张治中陪送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12日，王若飞和张治中同机返渝。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进行协商。
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宣传上应采取“哀者”态度，以利于“团结中间派，要仁至义尽”。
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立场坚定，策略灵活，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受到赞扬。沈钧儒说：“若飞先生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尤其是在每一会谈或一会议中，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拿，屹然不动，虽有责难不避，真不愧民主战士的前导。”
1946年3月1 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宣称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30日，王若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发表声明：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中共方面不能考虑参加国民党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4月8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叶挺、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13人。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全体遇难。
王若飞在离开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说：“一切为人民打算。”这是他对党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期《大江南北》）
贵州名人---黄齐生
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育家。贵州安顺人。辛亥革命时，开始参加革命斗争。袁世凯称帝时，是贵州反袁第一人。五四运动前游学日本。 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任教。1931年王若飞被捕后，曾冒险探狱，积极营救。之后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往返于延安、四川、贵州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斗争。 1946年4月8日在慰问重庆“校场口事件”被殴打的民主人士后，在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话剧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中国话剧的兴起，发端于上海。1907年上海“春阳社”演出《黑奴恨》，1913年贵阳达德学校推出《维新梦》。故贵州的话剧活动和上海的话剧活动一样，占据了中国话剧史上重要的一页。
《共和鉴》剧照
贵州话剧的创始人是贵阳达德学校校长、贵州教育界名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先生。黄齐生先生编写话剧，特别注重结合时代精神来启迪和激励群众。早在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后，黄齐生先生就编写了新川剧《大埠桥》。
黄齐生先生在贵阳首先推出的第一部话剧《维新梦》，于1913年10月在达德学校建校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演出。黄先生在编写之前，曾与达德学校校友、曾就读于上海的聂正帮、王慎余、朱冠山、朱练甫等商议：既然别开生面的开创话剧，务必要在民众中演出新意，震动民心，让市民对话剧发生浓厚兴趣，从中接受三民主义和民主、自由、图强等新思想。
《维新梦》通过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六君子力主变法图强而英勇殉难的历史，表现了维新变革的爱国主义主题。全剧以清新的笔调、鲜明的爱国主义，充分表现了以六君子为首的维新派人物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以及威武不屈、以身殉国、以血醒民的崇高精神。与《维新梦》同时上演的话剧还有《武训兴学》（山东乞丐武训办学事迹）。两剧共上演五天五夜，观众仍场场爆满。《达德学校纪念会会志》中记述了当时的盛况：“座位不敷，站立以视，院儿不容。时又大雨如注，秩序井然。每幕演到妙处，拍掌久声不绝。至九时半停演，来宾犹未尽然与觉，观者演者俱乐此而不疲也。”
话剧在贵阳首演的成功，增强了黄齐生先生等人把话剧兴办下去的信心。当时的舆论界对话剧的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如当时《贵州公报》上的《筑国阳秋》就曾刊文评价：“……迄今观达德学校之新戏剧，……预备不过数十日，而现身说法不过数十人，转移间俾全场观者。对于变政与兴学，涤旧作新，种种观念早已论肌洽髓，弥印脑筋，发为一种优美感情，跃跃欲试甚矣，戏曲之作用大矣……足以激起一般人之爱国心而影响寤寤，此乃政治话剧而兼教育兴味者也。”
观众的踊跃，社会的肯定，校友的支持，更加坚定了黄齐生先生等人的“以剧教人，以剧育人”的信心。这之后，从1914年至1925年，黄齐生先生与达德校友、师生们一道，先后编写并推出了《丁文诚诛jiang》、《亡国恨》、《共和鉴》、《恢复共和》、《模范乡》、《自治鉴》、《林则徐禁烟》、《意大利统一》、《沪江潮》、《九命奇冤》、《孔雀东南飞》等进步话剧。这些话剧都突出了这样一些主题：痛恨jiang臣、惩治tan官；反对复辟，讴歌共和；渴求民族独立，向往民主政治；鞭挞封建礼教，颂扬人身自由；……。
1914年达德学校举行校庆时，上演了黄齐生、聂正帮、龙祚燮等人编写的《丁文诚诛jiang》（亦名《杀小安》）。剧中的主要人物丁文诚，即贵州人丁葆桢（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在任山东巡抚时（1858），捕杀了当朝专横跋扈、臭名昭著的清庭太监总管、慈禧太后的宠信安德海。
《亡国恨》剧照
1915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为复辟帝制，获得日本的支持，竟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人民愤怒、举国上下掀起了讨袁运动。云南的蔡锷、李烈钧等成立“护国军”，率先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纷纷独立。达德学校师生为响应“护国运动”，抓紧编排了《亡国恨》和《共和鉴》两部历史话剧。《亡国恨》反映韩国帝制的末路，《共和鉴》则反映美国共和的新生。
《意大利统一》剧照
从1915年至1925年达德学校新编演的话剧中，《恢复共和》以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的兴起为背景，反映了平民与贵族、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斗争；《模范乡》是根据贵州矿冶工人轶事而编写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话剧；《自治鉴》反映了意大利建国维新的事迹；《林则徐禁烟》则再现了1839年广州虎门销烟的历史；《意大利统一》表现了意大利建国时，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的马志尼、加里波的和加雷尔领导统一意大利的事迹；《沪江潮》反映的是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黄先生等将此剧上演收入和捐款汇寄上海赈济受难工人）；《九命寄冤》揭露了清代社会的黑暗和官吏的腐朽；《孔雀东南飞》控诉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吃人的旧礼教。
达德学校上演的这些话剧，绝大多数是多幕剧。如《亡国恨》分“强敌密谋”、“统监莅韩”、”政党卖国”、“韩皇逊位”、“志士下狱”五幕，《共和鉴》分“庭训”、“忧危”、“抛茶”、“宣战”四幕。每幕开幕前，都需要布景，在布景的过程中，台上就拉上黑幕，由一人到台上作“现身演说”（介绍剧情）。这时，黄齐生先生总是长袍马褂，立于幕前，介绍情节，说明要点。由于黄先生善于演说，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每每讲到精彩之处，他也不禁在台上手舞足蹈起来，观众则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兴味无穷。在黄齐生先生带领学生赴日留学期间（1917一1919），周杏村、刘方岳、熊志周、聂正邦等担负起了话剧的编写和解说，自此，编演话剧成为达德学校的传统。黄齐生先生等演出话剧时，在戏台的两边常挂上对联：“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对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这些对联，一方面是当时戏台的真实写照（戏台上用打汽灯照明，黑布作幕布），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们的演出宗旨。
《意大利统一》剧照
达德学校上演的这些话剧，绝大多数是多幕剧。如《亡国恨》分“强敌密谋”、“统监莅韩”、”政党卖国”、“韩皇逊位”、“志士下狱”五幕，《共和鉴》分“庭训”、“忧危”、“抛茶”、“宣战”四幕。每幕开幕前，都需要布景，在布景的过程中，台上就拉上黑幕，由一人到台上作“现身演说”（介绍剧情）。这时，黄齐生先生总是长袍马褂，立于幕前，介绍情节，说明要点。由于黄先生善于演说，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每每讲到精彩之处，他也不禁在台上手舞足蹈起来，观众则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兴味无穷。在黄齐生先生带领学生赴日留学期间（1917一1919），周杏村、刘方岳、熊志周、聂正邦等担负起了话剧的编写和解说，自此，编演话剧成为达德学校的传统。黄齐生先生等演出话剧时，在戏台的两边
常挂上对联：“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对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这些对联，一方面是当时戏台的真实写照（戏台上用打汽灯照明，黑布作幕布），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们的演出宗旨。
黄齐生先生等创办的话剧，不仅为贵州话剧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全国的话剧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抗战时期，各地名人、艺人相聚贵阳，贵阳话剧创作、演出的经验便得到了交流。程摸、赵彤、邱釜、陶熊、万流、郭家华等，都是从贵阳出去，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从事话剧的话剧家。
黄齐生先生等人当时在落后闭塞的贵州创办话剧，真正使话剧作为活教材做到了“教人，育人，激励民众，提倡新风尚”的作用，教育人的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在二十世纪初期封闭落后的贵州先于一般知识分子倡导用话剧教人、育人。
我们还是多多考虑大方的名人吧，不用牵强把全贵州的都拉过来……
作为一名贵州人，对贵州名人了解一下也是应该的。楼上太粪了。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sha、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李端棻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均获批准，并于两年内逐一付诸实施。从而敲响了封建科举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现代化教育转型的序幕。
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九十余人，几占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被革职发配新疆，两年后赦还故里，受聘为经世学堂山长，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遗著有《苾园诗存》等。
李端棻政治上具有卓识，学术上渊源亦深。又善书法，融欧、赵为一家，远肇二王，刚柔相济，极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书，楹联字幅，皆为公私珍藏。
明嘉靖23年（1544），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以副使督学贵州。孙应鳌时年18岁，受业于徐樾，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嘉靖25年（1546）孙应鳌乡试第一，成举人。嘉靖32年（1553）孙27岁，入京应试礼闱，中进士，廷试选庶吉士（选取新进士之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孙为黔省第一位庶吉士。
嘉靖40年（1561），孙35岁时，升陕西提学副使（明肛各省以按察副使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的学官），孙在西安建正学书院，对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做出巨大贡献。作《谕官司师诸生檄文》（亦称《教秦绪言》），教育学生崇正学、振笃实之风，要求教师“严范”，是我国古代教育文献中的重要史料。孙楷书《檄文》刻于石，为黔省有手书碑文立于西安碑林第一人（莫友芝曾见拓本）。
嘉靖41年（1562）孙登华山，为黔省登华山之最早者。作《华山诗》八首，朱彝尊将其编入《明诗综》，系黔省较早有诗作选入全国性诗选集者。
万历元年（1573）孙47岁，起官司佥都御史，再抚郧阳（今湖北郧县），著《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亦称《幽心瑶草》），并著《淮海易谈》四卷、《四书近语》六卷，借助对《周易》、《四书》的解说，阐述其心学，超出儒家经典的原意而且直明心体，成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也是黔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
万历3年（1575），孙49岁，晋户部右侍郎，旋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清代叫学部尚书），为全国最高学府校长、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万历4年（1576），孙50岁时，明神宗皇帝（朱钧）亲到国子监听课。孙向皇帝讲授《尚书·周书》中的《无逸》章。此章是周公戒周成王勿耽于享乐之辞。神宗听后十分高兴，命坐赐茶，复赐大红罗纻各一袭。为黔省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教授。
万历5年（1577）返归故里清平，“筑学孔精舍以居学子”，是黔省“为乡学立教”的先驱。辑其诗，名为《学孔精舍诗稿》，收诸体诗900余首，是黔省历史上最早有诗集流传后世的诗人。
万历11年起刑部右侍郎，万历12年（1584）起工部尚书（相当于国务大臣），为黔省职位较高的京官。
朱启钤先生还是我国北戴河旅游度假胜地的开拓者。1916年夏季，他发现有外国人在北戴河海滨随意建造别墅，侵犯我国主权，遂深明大义地联合朋友组织起一个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加强对该地的管理工作，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并将北戴河开发为一个旅游胜地。朱先生还是我国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后人从其遗留下来的一册文物账簿中发现，他的收藏涉及铜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银器、丝绣、古墨、端砚、印章、书画碑帖等等。收藏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他不但是古玩鉴赏家，而且进行文物研究，尤其是对缂丝的收藏和研究，对于保护、继承我国古代的缂丝艺术功不可没。